第1篇 关于僵尸企业的调研报告推荐
3月25日下午，《改革内参》“僵尸企业治理之道”内部研讨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大会议室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我国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报告人。研讨会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周放生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教授，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波，国家统计局就业大数据小组组长李志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等学者担任点评和发言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编辑部主任刘学军、调研部主任贾存斗、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轶侠、上海钢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竹倩，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民生银行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
何帆教授研究团队的主报告《中国僵尸企业：现状、成因及政策建议》是在长期跟踪、研究僵尸企业，多次深入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报告提出处置僵尸企业不能紧靠企业自身之力，需要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形成“企业自救、银行辅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这是成功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去产能以及解决僵尸企业，难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去产能的主体是市场而非政府，但现在是政府在主导去产能，比如让各省拿出一个去僵尸企业的数量名单，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企业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会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长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来剖析僵尸企业，认为讨论僵尸企业的对策必须关切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僵尸企业的制定标准，二是僵尸企业应该正确分类，三是财政压力和可承受性的测试，四是政府的职能边界，五是财政支持的方式。
都阳教授和李志龙博士均从就业角度来分析僵尸企业的治理。都教授认为如果把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判断成很严重，会阻碍这个进程的推进。应采取保护工人，不保护岗位的原则来解决就业问题。李博士认为去产能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业，可能还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宽一点。对员工的安置问题，他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分享经济可能是下一个淘宝式的就业发动机;二是健全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更加有针对性的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
高波总经理建议由国家部委牵头成立高级别巡视组，摸清现有僵尸企业和即将成为僵尸企业的数量及产能，立即停止求助、补贴及银行贷款，对各类钢铁企业压缩产能的奖补一视同仁，优先解决从业人员分流及安置问题。
陶然教授认为去产能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真正的国退民进，而现在的很多做法是国进民退，包括压产能，把民营压掉，保国企。
樊轶侠研究员提出去产能的目标，不能全国性的划一个杠杆，总体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标，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标准，给一定的自主权。政府要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除了直接的补贴，还有融资支持，在税收优惠方面更能体现间接的支持。
第2篇 2023年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僵尸企业 是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心头之患，下面是1566范文网小编为大家搜集的僵尸企业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
据了解，当前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一些企业完全沦为靠借债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而部分困难企业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上报真实情况，甚至刻意隐瞒财务状况，背后隐藏的风险不容忽视。僵尸企业 是中央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心头之患 。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表示，僵尸企业对于中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质增效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也是企业减利的最大出血点，处理僵尸企业已经提到议事日程。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绛表示，去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提出，要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这些相关配套政策也有利于清退僵尸企业，为僵尸企业提供善后之路。业内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务之急是化解一些行业严重的过剩产能，以托底+改革有效释放风险，通过断臂求生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何为僵尸企业，其缘何而成?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已停产、半停产、连年亏损、资不抵债，主要靠政府补贴和银行续贷维持经营的企业，工信部副部长冯飞说。(新华社)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研究员冯立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僵尸企业形成的原因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行业周期轮回的影响。其中，行业周期成因主要是因为随着国内外经济放缓，使得市场需求逐步减弱，进而加剧了行业内的产能过剩。但是，由于银行贷款、地方政府扶持以及考虑职工再就业等问题使得这类企业很难从市场中真正退出来，长此以往，僵尸企业数量就越来越多。
原攀钢集团董事、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周家琮把僵尸企业的来源分为四类：
历史类
即计划经济和战备经济的遗产，也是今日中国经济的历史路径依赖。
在计划经济、战备经济时期兴建的许多企业，并非按市场经济要求配置资源，潜藏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沦为僵尸的基因。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曾指出，许多企业从投产之日起，就不具备市场经济下的竞争能力。企业布局备战优先，靠山分散、远离市场交通不便，资源配置不计成本、自办社会一应俱全。有些企业是领导人或计划部门拍脑袋或算政治账的产物，并无经济性可言。计划经济时代都吃大锅饭，无忧破产、更不会出现僵尸企业。
然而在后来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这些企业除少数成功转型或搬迁外，大部分先天不足被市场淘汰，这也是上世纪末国企大量关闭的原因之一。
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因尚未完全摆脱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或因经济过热需求旺盛、竞争力不行的企业也有生存空间;或因政府优惠和救助;或因市场经济初期容易寻租野蛮生长;各种环境条件的的掩护，使部分上述企业得以幸存。不过一旦经济下行、环境变化，这些企业内部非市场的劣势基因顿成显性、各种问题陆续暴露，最后终于陷入困境。
跃进类
即经济过热催生产能过剩的恶果，也是今日僵尸企业最主要的成因。
目前僵尸企业多属产能过剩行业，而产能过剩的原因，一是片面追求高速增长、过度依赖投资的发展模式。高投资形成对钢铁、水泥等投资品的旺盛需求，刺激这些产业的盲目扩张，在高投资终于难以为继时，必然出现严重产能过剩。二是在gdp至上和土地财政推动下，房地产业的畸形增长，拉动了相关产业的产能扩张。三是国有企业改革滞后、不是以效益而是以规模作为发展目标，在做大的冲动下盲目扩张。四是各级政府以政治压力、行政指令和政策鼓励推动治下的企业投资建厂、大干快上。加上狂热的招商引资，不但导致传统行业产能过剩，一些所谓新兴产业产能也恶性膨胀。高增长制造了各种能把猪吹上天的风口，企业不论良莠皆风光一时，产业转型升级、管理和技术创新多沦为口号、乏人问津。然飘风不终朝，一旦狂风不再，劣质企业顿时现出原形。
外因类
即经营环境的剧烈变化使企业难以招架。
近年中国企业饱受经营环境大起大落的冲击;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出口需求难有起色;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对国内相关产业竞争力冲击尤甚;劳动力、土地、环保、汇率、物流等各种要素成本显著上升，或由过去的被人为压低逐步市场化，以上外部条件变化多方位推高了企业成本;许多企业本来成长过快、虚胖的身体并不健康，寒冬来临越冬困难不免被冻僵。
泡沫类
尤其是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也是一批企业沦为僵尸的根源。
毋庸讳言，中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曾经热衷投机炒作、泡沫相当严重，一些企业禁不住其巧取豪夺、一夜暴富的示范和诱惑，盲目跟风希图牟取暴利。一旦投机失败或泡沫破裂，就可能把企业拖入深渊。另一方面，泡沫行业汲取了大量经济资源，其对制造业的挤压和冲击，虽貌似无形、却十分深刻和长远，也是制造业普遍艰难的深层次原因。
僵尸企业：防银行断贷财务造假
记者调研发现，去年以来，我国煤炭、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矛盾进一步加剧，一些企业完全沦为靠借债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
产能严重过剩的煤炭行业遭遇断崖式的价格下跌后，出现了全行业亏损。记者在煤炭大省山西调研了解到，从2023年7月起，山西煤炭行业出现连续亏损。根据有关统计，去年前三季度，山西煤炭企业亏损70多亿元。
山西省钢铁行业协会提供的信息显示，当前山西绝大多数钢铁企业处于亏损和严重亏损状态，20多家重点企业已有7家全面停产，其余企业大多处于限产运行的失血性生产之中，部分企业负债率过高，连续多年亏损。
除煤炭、钢铁、有色等重化工行业外，造船等领域的产能过剩也还没有完全消化。2023年以来，我国已有多家造船企业破产。南通中远船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庄建军对记者表示，现在船企倒闭得很多，尤其是民营船厂，造船能力过剩的问题十分突出，预计将有约40%的船企会被淘汰。
分析人士表示，僵尸企业不仅经济效益较差，且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本、能源、劳动力等优质资源，资源配置效率很低，进而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从另一角度来说，由于僵尸企业往往背负大量负债，有时还会涉及到民间借贷，关系到当地众多企业的资金链安全。而且，一些银行为了避免企业破产、呆账变坏账，不得不续贷。如果处置不及时，还将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的持续增加。
越是产能过剩的困难行业，资金越成为稀缺资源。记者调研发现，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受资金链紧张影响，财务成本大幅上升，由于担心银行断贷、抽贷，不少经营困难企业犹抱琵琶半遮面，不愿上报真实情况，甚至刻意隐瞒财务状况，形成不确定性风险。
为了防止银行断贷造成资金链断裂，在煤炭、钢铁等行业，财务作假的现象普遍存在。全国工商联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说，70家国有钢铁企业中，仅有10家左右是略有盈利，其余全部是亏损，可不少钢铁企业的财务报表显示的却是盈利。比如一家钢铁企业报表显示盈利20亿元，结果我们调查发现，这些钱是通过卖资产得来的，企业把这笔收入做成了盈利。
煤炭企业还有三五年的困难日子，很多企业可能挺不过今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大型煤炭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企业去年报表上显示盈利5000万元，其实是做的假账，实际上亏损10亿元以上，为了防止银行抽贷，把以前节余的资金做到账里去了。
中部某省一家大型钢铁企业负责人说，以前企业一年期以上贷款占60%，现在只占5%至6%，而且利率还上浮了20%至30%。现在企业资产负债率超过80%，主要靠银行贷款维持运转，如果有一笔银行贷款发不下来，公司就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
很多企业不愿意被上报，估计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可能数倍于上报的数量，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煤炭、有色等行业。某地级市经信委行业管理科负责人介绍称。
据赵喜子介绍，当前我国钢铁行业银行负债1.3万亿元，还有2万亿元非银行负债，在钢铁行业去产能过程中，这些负债极易形成债务风险。尤其是民间借贷，债务信息不明，三角债、多角债充斥其中，对于这类不确定的风险，需引起高度关注。
僵而不退原因多面
记者调研发现，在煤炭、钢铁等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存在大量亏损企业、僵尸企业，这些企业为了生存不惜恶性竞争，降价销售，陷入生产越多、亏损越多的恶性循环。
钢材只要生产出来还是能卖得出去，只是价格太低，亏本赚吆喝。一大型钢铁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2023年我国钢材出口达到1.1亿吨以上，同比增长20%以上，这说明钢材的市场需求依然很大。
一些煤炭大省甚至存在越亏损越超采的怪现象，一些企业负责人反映，不论开采与否，矿井的维护成本都是刚性的，为了摊薄这些成本，维持现金流，一些企业就尽可能多开采。越是大企业、现代化水平高的企业，超采情况越严重，有的煤矿实际产能比设计产能多出好几倍。
这种反常超采，不仅进一步加剧了煤炭市场下行压力，还导致资源浪费。
从记者调研了解到的情况看，僵尸企业之所以不愿退出，主要是还没被逼到绝境，产品还有一定市场空间，资金链还没有断裂，有的国有企业甚至还能从银行获得贷款，有的企业欠薪欠税欠材料费，僵而不死。此外，银行债务风险、就业压力、财政税收等因素，都制约着僵尸企业的退出，无论是企业本身，还是地方政府、银行，都想再扛一段时间，不愿意自己先死。
受访人士普遍认为，只有果断处置僵尸企业，才能让产能过剩行业正常发展，但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政府应着力化解市场失灵类过剩矛盾，把握好时机节点，避免行政过度干预、出力不讨好。
工信部产业政策司相关负责人认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的常态，但当前我国一些行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单靠市场已经无力化解，因此要分析哪些行业过剩是市场形成的，哪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是非市场因素形成的，对市场失灵类过剩，政府要出台措施着力化解。
清退僵尸企业 刻不容缓
僵尸企业占用宝贵的实物资源、信贷资源，侵蚀有限的市场空间，是阻碍企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病毒。中央高度重视僵尸企业处置问题，提出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是清理处置僵尸企业的主要路径;重组救活为主、破产退出为辅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方针。
然而，虽然近来清理僵尸企业的鼓声如雷鸣般轰响，但有些地方却很冷静，仍是按兵不动。
有的说，事情太复杂，先看看，等一等，别给自己惹麻烦有的说，不是不想清理僵尸企业，而是拿不准，怕被指责国资流失也有的怕得罪人，落个败家子的坏名声，特别企业负责人中相当一批临近退休的，有硬拖到底的想法，把清理僵尸企业的难题留给下一届。
这些问题，可能既有自下而上自发性和自上而下主动性不足的主观层面的问题，也有为上者敦促相关部门推进改革的手段匮乏和为下者利用群众热情借势推进改革的能力不足的客观层面的问题，还有操作上困难的问题。
接下来要着力解决的是如何让顶层设计与企业自发形成合力，这既需要给地方政府和社会的首创性留出足够的空间和弹性，更需要一俟时机成熟，顶层应有排除阻力、锐意革新的决心和能力，有化阻力为动力的神奇力量。
完善政策去产能 以托底+改革有效释放风险
专家认为，产能过剩问题在发达国家已有处置先例，我国需结合自身实际，探索中国特色的去产能路径，妥善化解产能过剩矛盾。
首先，完善托底政策，引导僵尸企业有效退出。记者调研发现，不同类型僵尸企业退出时的风险点各有不同，国有企业集中在职工下岗失业带来的社会风险，而民营企业更多是资金链断裂带来的金融风险。针对这些风险特点，各级政府需提前制定好托底预案。比如在债务清算方面，政府要通过法律程序优先确保30万元以下的债权人利益，将企业退出带来的社会风险要尽量降低。河北省冶金行业协会副会长宋继军说。
其次，健全配套政策，制定可操作性强的实施细则。基层干部反映，一些化解产能过剩的文件由于缺乏操作细则，在地方落实效果欠佳。例如国家虽然鼓励企业兼并重组，但在审批、税收、土地转让等方面都缺乏明确政策，给基层操作带来很大困难。兼并重组是化解产能过剩的重要途径，可审批时间长、交易成本高，我们感觉企业没什么积极性。浙江省经信部门一位干部说。一些企业负责人也表示，希望在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出台含金量高的政策。
再次，抓住窗口期推进改革，从源头上破解产能过剩症结。从调研情况看，当前产能过剩矛盾在国有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国企负责人反映，国有企业因其体质机制原因，效益普遍不如民营企业，当前经济下行、企业困难正是推进国企改革的窗口期，希望政府能够加速国企改革，从体制机制上破解产能过剩难题。
第3篇 僵尸企业的调研报告
僵尸企业的调研报告（一）
20**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了下一步人民法院开展破产案件审理、依法处置“僵尸企业”的六项重点工作。
一、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近年来，普通民事商事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人民法院整体上面临“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将有限的审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审判中，未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所以在破产工作中就形成了“由于没有专门的审判组织，所以法院不愿或不会处理破产案件;由于不处理破产案件，就更不需要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的不良循环。这种局面十分不利于开展“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广东深圳中院、浙江温州中院等少数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实践证明，设立专门审判庭的法院，处理企业清算和破产事务的积极性高、效果好。专门审判庭是企业清算和破产审判工作专业化、常态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产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据中央要求加紧研究制定有关方案，并将与中央编办协调推动这项工作。这次会议结束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起职责，监督指导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开展相关工作。各中级人民法院要尽快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启动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经济较发达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要率先将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作为重点专项工作，立即协调地方编办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在地方编办未审批之前，要调剂使用现有编制，先把专门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成立起来，立即开展工作，不能因审批而耽误工作。
从目前开展企业清算与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应承担以下11项职能：1.企业破产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3.依法处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善后事宜;4.负责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的有关调研;5.对下级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6.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法院之间的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7.破产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训;8.高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下级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9.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与贯彻实施;10.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企业破产大要案审理的监督指导;11.破产档案的管理。上述11项职能是否科学全面，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建立专业化审判机构过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进破产审判法官队伍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已有专门破产审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强对在任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将纪律意识强、业务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同志配备到破产审判岗位，实现破产审判新生力量补充常态化;要结合破产审判工作特点，做好“传帮带”工作，组建成熟的破产审判团队，切实避免“一人离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无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法院，要加紧发掘、培养专门人才，确保专门审判人员及时到位。同时，在当前司法改革推进法官“员额制”过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须将专门审判庭作为一项内容特别考虑，要在各方面为下一步工作预留空间。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当地专门审判庭、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专业队伍建设情况，在今年8月1日前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立后，企业清算、破产案件的管辖会相应发生变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着手研究，并将适时予以明确。
二、做好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工作。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13条至515条规定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原则，解决了法院内部执行转破产的程序启动问题，拓宽了破产案件受理渠道。对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庆、深圳、温州等地部分中级法院已开始积极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具体规定。当前，在适用上述规则时需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执行信息平台和信息资源，及时发现、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针对同一“僵尸企业”的多起执行案件信息。执行法院及其上级法院要依法尽力创造集中管辖、集中执行等有利条件，促进“僵尸企业”及时、顺畅转入破产程序。
二是判断当事人同意移送破产的时间点，既可以是执行不能时，也可以是当事人申请执行时。同时，不仅要考虑债权人的同意，也要关注债务人的申请，尤其要充分考虑债务人对企业重整的申请。在同意的形式上，应采取书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法院对依法应当移送破产的执行案件要及时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产法院要克服对破产案件的“畏难情绪”，应当依法受理的破产案件要及时受理，切实避免在受理破产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执行法院将案件移送破产时，应当中止执行程序。企业破产法第19条已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也作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些地方法院未严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继续对被执行人进行执行和保全。这种情况要坚决予以禁止，严格依法办事。
三、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企业破产工作的质效。人民法院要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提升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既要严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适应企业重整需要的破产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产重整的需要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发挥企业家、经营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员的作用，不断加大破产管理人工作程序规范化建设。当前，应当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要强化破产管理人队伍人才的积聚。人民法院要引导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传统中介机构吸收擅长企业管理、熟悉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确保对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能作出准确有效评估。同时，对破产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于工作开展为原则积极进行探索。
二是要试行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制度。破产案件个案之间差异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事务繁重，而有的小微企业破产则相对简单。从近年破产审判实践情况看，对管理人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破产案件从不同级别、资质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确保破产案件质量的提高和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提升。管理人的分级管理应是当前人民法院在破产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点。
三是要试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补和升降级制度。从多数地区情况看，管理人名册自2023年建立后就一直未发生变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条件并具有一定破产管理水平的中介机构入册，也未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尤其是在实行管理人分级管理之后，要根据业绩和水平采取管理人的增补、除名、升降级措施。
四、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很多“僵尸企业”停工停产多年，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破产费用中的诉讼费部分虽可减免，但律师等破产管理人的报酬部分应当支付。目前，务必要克服“僵尸企业”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建议财政部门拨出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补充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破产费用缺口，要保证管理人能够按劳取酬，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已经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规妥善利用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要在使用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做好开源节流，适时推动建立援助的常规机制，同时逐步探索企业正常经营中自行提取破产费用资金等措施。
五、慎重适用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相当一批企业会采取破产重整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场参与者协商和谈判，最终重整计划力求由当事人表决通过。“僵尸企业”重整一般应包括债务重组和营业整合两方面内容。如果“僵尸企业”重整计划草案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不涉及营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人民法院在批准这类重整计划时应当谨慎。因为这类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并未解决导致企业破产的深层次矛盾，企业经营前景和市场空间并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减债务，不能真正实现重整让企业提档升级、更加适应市场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坚持重整计划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的规定，通过自由表决决定。如果重整计划未经利害关系人表决通过，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六、积极探索破产案件快审快结程序。破产案件尤其是破产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审快结。快审快结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第一，对于有挽救希望的企业进行重整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既不能一味图快，也不能久拖不决;第二，对于没有挽救希望，不需要进入重整的企业，要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尽快结案。浙江法院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如简化审理程序，当事人之间对财产评估已协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鉴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学习借鉴。
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涉及的问题面宽、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法院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依法积极稳妥开展各项工作。上级法院要针对企业清算破产工作特点，依法依规采取审级监督、审判管理、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等综合手段，加强对“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保障有关工作顺利进行。目前破产案件审判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难情绪，抓住工作机遇，把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抓实抓好，开创破产审判工作新局面，力争相关各项工作都取得丰硕成果。
僵尸企业的调研报告（二）
3月25日下午，《改革内参》“僵尸企业治理之道”内部研讨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大会议室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我国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报告人。研讨会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周放生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教授，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波，国家统计局就业大数据小组组长李志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等学者担任点评和发言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编辑部主任刘学军、调研部主任贾存斗、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轶侠、上海钢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竹倩，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民生银行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
何帆教授研究团队的主报告《中国僵尸企业：现状、成因及政策建议》是在长期跟踪、研究僵尸企业，多次深入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报告提出处置僵尸企业不能紧靠企业自身之力，需要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形成“企业自救、银行辅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这是成功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去产能以及解决僵尸企业，难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去产能的主体是市场而非政府，但现在是政府在主导去产能，比如让各省拿出一个去僵尸企业的数量名单，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企业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会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长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来剖析僵尸企业，认为讨论僵尸企业的对策必须关切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僵尸企业的制定标准，二是僵尸企业应该正确分类，三是财政压力和可承受性的测试，四是政府的职能边界，五是财政支持的方式。
都阳教授和李志龙博士均从就业角度来分析僵尸企业的治理。都教授认为如果把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判断成很严重，会阻碍这个进程的推进。应采取保护工人，不保护岗位的原则来解决就业问题。李博士认为去产能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业，可能还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宽一点。对员工的安置问题，他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分享经济可能是下一个淘宝式的就业发动机;二是健全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更加有针对性的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
高波总经理建议由国家部委牵头成立高级别巡视组，摸清现有僵尸企业和即将成为僵尸企业的数量及产能，立即停止求助、补贴及银行贷款，对各类钢铁企业压缩产能的奖补一视同仁，优先解决从业人员分流及安置问题。
陶然教授认为去产能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真正的国退民进，而现在的很多做法是国进民退，包括压产能，把民营压掉，保国企。
樊轶侠研究员提出去产能的目标，不能全国性的划一个杠杆，总体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标，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标准，给一定的自主权。政府要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除了直接的补贴，还有融资支持，在税收优惠方面更能体现间接的支持。
第4篇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一）
20_____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了下一步人民法院开展破产案件审理、依法处置“僵尸企业”的六项重点工作。
一、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近年来，普通民事商事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人民法院整体上面临“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将有限的审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审判中，未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所以在破产工作中就形成了“由于没有专门的审判组织，所以法院不愿或不会处理破产案件;由于不处理破产案件，就更不需要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的不良循环。这种局面十分不利于开展“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广东深圳中院、浙江温州中院等少数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实践证明，设立专门审判庭的法院，处理企业清算和破产事务的积极性高、效果好。专门审判庭是企业清算和破产审判工作专业化、常态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产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据中央要求加紧研究制定有关方案，并将与中央编办协调推动这项工作。这次会议结束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起职责，监督指导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开展相关工作。各中级人民法院要尽快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启动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经济较发达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要率先将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作为重点专项工作，立即协调地方编办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在地方编办未审批之前，要调剂使用现有编制，先把专门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成立起来，立即开展工作，不能因审批而耽误工作。
从目前开展企业清算与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应承担以下11项职能：1.企业破产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3.依法处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善后事宜;4.负责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的有关调研;5.对下级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6.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法院之间的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7.破产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训;8.高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下级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9.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与贯彻实施;10.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企业破产大要案审理的监督指导;11.破产档案的管理。上述11项职能是否科学全面，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建立专业化审判机构过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进破产审判法官队伍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已有专门破产审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强对在任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将纪律意识强、业务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同志配备到破产审判岗位，实现破产审判新生力量补充常态化;要结合破产审判工作特点，做好“传帮带”工作，组建成熟的破产审判团队，切实避免“一人离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无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法院，要加紧发掘、培养专门人才，确保专门审判人员及时到位。同时，在当前司法改革推进法官“员额制”过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须将专门审判庭作为一项内容特别考虑，要在各方面为下一步工作预留空间。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当地专门审判庭、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专业队伍建设情况，在今年8月1日前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立后，企业清算、破产案件的管辖会相应发生变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着手研究，并将适时予以明确。
二、做好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工作。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13条至515条规定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原则，解决了法院内部执行转破产的程序启动问题，拓宽了破产案件受理渠道。对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庆、深圳、温州等地部分中级法院已开始积极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具体规定。当前，在适用上述规则时需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执行信息平台和信息资源，及时发现、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针对同一“僵尸企业”的多起执行案件信息。执行法院及其上级法院要依法尽力创造集中管辖、集中执行等有利条件，促进“僵尸企业”及时、顺畅转入破产程序。
二是判断当事人同意移送破产的时间点，既可以是执行不能时，也可以是当事人申请执行时。同时，不仅要考虑债权人的同意，也要关注债务人的申请，尤其要充分考虑债务人对企业重整的申请。在同意的形式上，应采取书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法院对依法应当移送破产的执行案件要及时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产法院要克服对破产案件的“畏难情绪”，应当依法受理的破产案件要及时受理，切实避免在受理破产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执行法院将案件移送破产时，应当中止执行程序。企业破产法第19条已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也作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些地方法院未严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继续对被执行人进行执行和保全。这种情况要坚决予以禁止，严格依法办事。
三、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企业破产工作的质效。人民法院要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提升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既要严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适应企业重整需要的破产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产重整的需要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发挥企业家、经营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员的作用，不断加大破产管理人工作程序规范化建设。当前，应当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要强化破产管理人队伍人才的积聚。人民法院要引导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传统中介机构吸收擅长企业管理、熟悉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确保对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能作出准确有效评估。同时，对破产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于工作开展为原则积极进行探索。
二是要试行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制度。破产案件个案之间差异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事务繁重，而有的小微企业破产则相对简单。从近年破产审判实践情况看，对管理人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破产案件从不同级别、资质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确保破产案件质量的提高和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提升。管理人的分级管理应是当前人民法院在破产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点。
三是要试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补和升降级制度。从多数地区情况看，管理人名册自2023年建立后就一直未发生变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条件并具有一定破产管理水平的中介机构入册，也未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尤其是在实行管理人分级管理之后，要根据业绩和水平采取管理人的增补、除名、升降级措施。
四、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很多“僵尸企业”停工停产多年，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破产费用中的诉讼费部分虽可减免，但律师等破产管理人的报酬部分应当支付。目前，务必要克服“僵尸企业”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建议财政部门拨出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补充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破产费用缺口，要保证管理人能够按劳取酬，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已经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规妥善利用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要在使用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做好开源节流，适时推动建立政府财政援助的常规机制，同时逐步探索企业正常经营中自行提取破产费用资金等措施。
五、慎重适用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相当一批企业会采取破产重整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场参与者协商和谈判，最终重整计划力求由当事人表决通过。“僵尸企业”重整一般应包括债务重组和营业整合两方面内容。如果“僵尸企业”重整计划草案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不涉及营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人民法院在批准这类重整计划时应当谨慎。因为这类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并未解决导致企业破产的深层次矛盾，企业经营前景和市场空间并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减债务，不能真正实现重整让企业提档升级、更加适应市场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坚持重整计划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的规定，通过自由表决决定。如果重整计划未经利害关系人表决通过，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六、积极探索破产案件快审快结程序。破产案件尤其是破产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审快结。快审快结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第一，对于有挽救希望的企业进行重整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既不能一味图快，也不能久拖不决;第二，对于没有挽救希望，不需要进入重整的企业，要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尽快结案。浙江法院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如简化审理程序，当事人之间对财产评估已协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鉴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学习借鉴。
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涉及的问题面宽、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法院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依法积极稳妥开展各项工作。上级法院要针对企业清算破产工作特点，依法依规采取审级监督、审判管理、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等综合手段，加强对“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保障有关工作顺利进行。目前破产案件审判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难情绪，抓住工作机遇，把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抓实抓好，开创破产审判工作新局面，力争相关各项工作都取得丰硕成果。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二）
3月25日下午，《改革内参》“僵尸企业治理之道”内部研讨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大会议室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我国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报告人。研讨会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周放生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教授，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波，国家统计局就业大数据小组组长李志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等学者担任点评和发言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编辑部主任刘学军、调研部主任贾存斗、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轶侠、上海钢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竹倩，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民生银行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
何帆教授研究团队的主报告《中国僵尸企业：现状、成因及政策建议》是在长期跟踪、研究僵尸企业，多次深入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报告提出处置僵尸企业不能紧靠企业自身之力，需要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形成“企业自救、银行辅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这是成功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去产能以及解决僵尸企业，难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去产能的主体是市场而非政府，但现在是政府在主导去产能，比如让各省拿出一个去僵尸企业的数量名单，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企业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会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长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来剖析僵尸企业，认为讨论僵尸企业的对策必须关切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僵尸企业的制定标准，二是僵尸企业应该正确分类，三是财政压力和可承受性的测试，四是政府的职能边界，五是财政支持的方式。
都阳教授和李志龙博士均从就业角度来分析僵尸企业的治理。都教授认为如果把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判断成很严重，会阻碍这个进程的推进。应采取保护工人，不保护岗位的原则来解决就业问题。李博士认为去产能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业，可能还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宽一点。对员工的安置问题，他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分享经济可能是下一个淘宝式的就业发动机;二是健全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更加有针对性的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
高波总经理建议由国家部委牵头成立高级别巡视组，摸清现有僵尸企业和即将成为僵尸企业的数量及产能，立即停止求助、补贴及银行贷款，对各类钢铁企业压缩产能的奖补一视同仁，优先解决从业人员分流及安置问题。
陶然教授认为去产能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真正的国退民进，而现在的很多做法是国进民退，包括压产能，把民营压掉，保国企。
樊轶侠研究员提出去产能的目标，不能全国性的划一个杠杆，总体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标，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标准，给一定的自主权。政府要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除了直接的补贴，还有融资支持，在税收优惠方面更能体现间接的支持。
第5篇 关于2023年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3月25日下午，《改革内参》“僵尸企业治理之道”内部研讨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大会议室召开。本次研讨会由我国经济学家何帆教授担任主报告人。研讨会邀请了中央财经大学公共财政研究院王雍君院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周放生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都阳教授，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波，国家统计局就业大数据小组组长李志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等学者担任点评和发言嘉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总编辑史克毅、编辑部主任刘学军、调研部主任贾存斗、财新智库宏观经济研究员朱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樊轶侠、上海钢炼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任竹倩，以及来自中央财经大学、民生银行等相关研究机构的学者共同参与研讨。
何帆教授研究团队的主报告《中国僵尸企业：现状、成因及政策建议》是在长期跟踪、研究僵尸企业，多次深入企业进行调研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报告提出处置僵尸企业不能紧靠企业自身之力，需要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形成“企业自救、银行辅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这是成功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保障。何帆教授认为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去产能以及解决僵尸企业，难度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去产能的主体是市场而非政府，但现在是政府在主导去产能，比如让各省拿出一个去僵尸企业的数量名单，这种方法有可能会导致激励机制的扭曲。从国际经验来看，真正解决问题的是企业本身，政府要做的是在配套政策上去支持，在社会政策上要托底。
王雍君院长从财政治理的的角度来剖析僵尸企业，认为讨论僵尸企业的对策必须关切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僵尸企业的制定标准，二是僵尸企业应该正确分类，三是财政压力和可承受性的测试，四是政府的职能边界，五是财政支持的方式。
都阳教授和李志龙博士均从就业角度来分析僵尸企业的治理。都教授认为如果把去产能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判断成很严重，会阻碍这个进程的推进。应采取保护工人，不保护岗位的原则来解决就业问题。李博士认为去产能带来的冲击可能不是那么大，保就业，可能还是要把目光放的更宽一点。对员工的安置问题，他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分享经济可能是下一个淘宝式的就业发动机;二是健全面向城乡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更加有针对性的做好失业人员的职业培训。
高波总经理建议由国家部委牵头成立高级别巡视组，摸清现有僵尸企业和即将成为僵尸企业的数量及产能，立即停止求助、补贴及银行贷款，对各类钢铁企业压缩产能的奖补一视同仁，优先解决从业人员分流及安置问题。
陶然教授认为去产能的过程中有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真正的国退民进，而现在的很多做法是国进民退，包括压产能，把民营压掉，保国企。
樊轶侠研究员提出去产能的目标，不能全国性的划一个杠杆，总体的思路是央企一套指标，地方按照自己的大致标准，给一定的自主权。政府要提供间接的去产能补助。除了直接的补贴，还有融资支持，在税收优惠方面更能体现间接的支持。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范文
第6篇 关于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20**年2月24日至25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浙江杭州召开全国部分法院依法处置僵尸企业调研及工作座谈会。座谈会上，二级大法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介绍了下一步人民法院开展破产案件审理、依法处置僵尸企业的六项重点工作。
一、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近年来，普通民事商事诉讼案件数量激增，人民法院整体上面临案多人少困境。很多法院都将有限的审判力量全部投入到普通案件审判中，未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所以在破产工作中就形成了由于没有专门的审判组织，所以法院不愿或不会处理破产案件;由于不处理破产案件，就更不需要专门的破产审判组织的不良循环。这种局面十分不利于开展僵尸企业司法处置工作。截至目前，只有广东深圳中院、浙江温州中院等少数地方法院成立了专门的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实践证明，设立专门审判庭的法院，处理企业清算和破产事务的积极性高、效果好。专门审判庭是企业清算和破产审判工作专业化、常态化的重要保障，也有助于破产审判队伍的专业化建设。
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法院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根据中央要求加紧研究制定有关方案，并将与中央编办协调推动这项工作。这次会议结束后，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切实担负起职责，监督指导辖区内中级人民法院立即开展相关工作。各中级人民法院要尽快行动起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启动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设工作。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经济较发达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要率先将建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作为重点专项工作，立即协调地方编办先行先试、探索经验;在地方编办未审批之前，要调剂使用现有编制，先把专门的清算与破产审判庭成立起来，立即开展工作，不能因审批而耽误工作。
从目前开展企业清算与破产案件审判工作的需要看，企业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应承担以下11项职能：1.企业破产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立案;2.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3.依法处理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的善后事宜;4.负责企业破产案件、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的有关调研;5.对下级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和企业强制清算案件审判工作进行业务指导;6.企业破产案件审理法院之间的协调，与政府有关部门的协调;7.破产管理人的管理和培训;8.高级人民法院对本辖区内下级法院破产审判工作进行监督指导;9.最高人民法院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制定与贯彻实施;10.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企业破产大要案审理的监督指导;11.破产档案的管理。上述11项职能是否科学全面，可以做进一步研究探讨。
在建立专业化审判机构过程中，人民法院要同步推进破产审判法官队伍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专业化建设。已有专门破产审判法官的法院，要加强对在任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培训，进一步提升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业务素质;要将纪律意识强、业务素质好、综合能力强的同志配备到破产审判岗位，实现破产审判新生力量补充常态化;要结合破产审判工作特点，做好传帮带工作，组建成熟的破产审判团队，切实避免一人离岗、工作皆停的情形。目前尚无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的法院，要加紧发掘、培养专门人才，确保专门审判人员及时到位。同时，在当前司法改革推进法官员额制过程中，各地人民法院必须将专门审判庭作为一项内容特别考虑，要在各方面为下一步工作预留空间。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将当地专门审判庭、破产审判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专业队伍建设情况，在今年8月1日前报告最高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清算与破产审判庭建立后，企业清算、破产案件的管辖会相应发生变化，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已着手研究，并将适时予以明确。
二、做好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工作。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513条至515条规定了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原则，解决了法院内部执行转破产的程序启动问题，拓宽了破产案件受理渠道。对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重庆、深圳、温州等地部分中级法院已开始积极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执行程序转入破产程序的具体规定。当前，在适用上述规则时需注意以下四个问题：
一是要充分利用已有的执行信息平台和信息资源，及时发现、整合分散在不同法院的针对同一僵尸企业的多起执行案件信息。执行法院及其上级法院要依法尽力创造集中管辖、集中执行等有利条件，促进僵尸企业及时、顺畅转入破产程序。
二是判断当事人同意移送破产的时间点，既可以是执行不能时，也可以是当事人申请执行时。同时，不仅要考虑债权人的同意，也要关注债务人的申请，尤其要充分考虑债务人对企业重整的申请。在同意的形式上，应采取书面形式。
三是要注意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执行法院对依法应当移送破产的执行案件要及时移送，不得故意拖延。破产法院要克服对破产案件的畏难情绪，应当依法受理的破产案件要及时受理，切实避免在受理破产案件上踢皮球。
四是执行法院将案件移送破产时，应当中止执行程序。企业破产法第19条已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也作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还有相当一些地方法院未严格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后继续对被执行人进行执行和保全。这种情况要坚决予以禁止，严格依法办事。
三、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直接决定着企业破产工作的质效。人民法院要加强破产管理人队伍指导和管理，提升破产管理人队伍素质。破产管理人队伍建设既要严格依法也要解放思想，要在现有基础上加大对适应企业重整需要的破产管理人才的吸收，把破产重整的需要作为主要的考量因素，充分发挥企业家、经营者、管理者，乃至科技工作人员的作用，不断加大破产管理人工作程序规范化建设。当前，应当做好以下三项工作：
一是要强化破产管理人队伍人才的积聚。人民法院要引导担任破产管理人的传统中介机构吸收擅长企业管理、熟悉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确保对企业破产重整、破产清算能作出准确有效评估。同时，对破产管理人如何管理，各地法院可以以有利于工作开展为原则积极进行探索。
二是要试行破产管理人分级管理制度。破产案件个案之间差异较大。上市公司等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破产的专业性、技术性较强，事务繁重，而有的小微企业破产则相对简单。从近年破产审判实践情况看，对管理人分级管理，针对不同类型的破产案件从不同级别、资质的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既有利于确保破产案件质量的提高和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又有利于管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和整体素质提升。管理人的分级管理应是当前人民法院在破产管理人管理方面的工作重点。
三是要试行管理人的淘汰、增补和升降级制度。从多数地区情况看，管理人名册自2023年建立后就一直未发生变化，既未增加一些符合条件并具有一定破产管理水平的中介机构入册，也未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管理人予以除名。这种状况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尤其是在实行管理人分级管理之后，要根据业绩和水平采取管理人的增补、除名、升降级措施。
四、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很多僵尸企业停工停产多年，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破产费用中的诉讼费部分虽可减免，但律师等破产管理人的报酬部分应当支付。目前，务必要克服僵尸企业因无力支付破产费用而无法进入破产程序的问题。建议财政部门拨出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人民法院要抓住机遇，积极争取财政部门支持，补充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破产费用缺口，要保证管理人能够按劳取酬，激发破产管理人工作积极性。已经建立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人民法院，要依法依规妥善利用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要在使用破产费用专项资金的过程中及时总结经验，做好开源节流，适时推动建立政府的财政援助的常规机制，同时逐步探索企业正常经营中自行提取破产费用资金等措施。
五、慎重适用重整计划强制批准权。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相当一批企业会采取破产重整方式实现提质增效。在制定重整计划草案时，应当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由重整中的市场参与者协商和谈判，最终重整计划力求由当事人表决通过。僵尸企业重整一般应包括债务重组和营业整合两方面内容。如果僵尸企业重整计划草案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不涉及营业整合和资产重组，人民法院在批准这类重整计划时应当谨慎。因为这类重整计划草案可能并未解决导致企业破产的深层次矛盾，企业经营前景和市场空间并不明朗，重整的目的和作用可能只是削减债务，不能真正实现重整让企业提档升级、更加适应市场的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应当坚持重整计划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87条第2款的规定，通过自由表决决定。如果重整计划未经利害关系人表决通过，人民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六、积极探索破产案件快审快结程序。破产案件尤其是破产清算案件，要注意快审快结。快审快结包括两个方面要求：第一，对于有挽救希望的企业进行重整时，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既不能一味图快，也不能久拖不决;第二，对于没有挽救希望，不需要进入重整的企业，要通过破产清算程序，尽快结案。浙江法院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有益经验，如简化审理程序，当事人之间对财产评估已协商一致的可以不再鉴定等，其他法院可以学习借鉴。
依法处置僵尸企业涉及的问题面宽、政策性强，各级人民法院要强化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依法积极稳妥开展各项工作。上级法院要针对企业清算破产工作特点，依法依规采取审级监督、审判管理、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等综合手段，加强对僵尸企业处置工作的监督指导，保障有关工作顺利进行。目前破产案件审判工作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法院要克服畏难情绪，抓住工作机遇，把破产案件审判工作抓实抓好，开创破产审判工作新局面，力争相关各项工作都取得丰硕成果。
僵尸企业调研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