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汝纶简介

　　教育主张

　　吴汝纶的思想比较开通，主张研习西学。他主讲莲池书院时，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师。又曾为严复译《天演论》、《原富》和美日学者多种著作写序，倡导启蒙。他爱与西方名流学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学，以为“非有实在本领，不足与外人相抵”。吴汝纶一生笃志于教育，又深谙教育规律，而且对中国教育现状及外国的教育状况有深刻的认识，因此，他认为中国的教育不能仅仅是小修小补，而应该是一个破旧立新的过程。不破旧不足以转变社会风气和士人的思想观念，不立新不足以培养“经世致用”的合格人才。在明确了这一价值观念后，吴汝纶开始了他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历程。

　　主张废除科举，提倡西学

　　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于隋唐，中经宋、元、明等朝，到了清代已经承袭了一千多年。这种考试制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的命题来源，以“八股文”为主要的选才方式，如此的教育在清代末期面对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强时已是不堪一击了。吴汝纶在坚决主张废除科举的同时也坚决主张在中国广泛传播“西学”，他强烈指出“观今日时势，必以西学为刻不可缓之事。”吴汝纶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文人士大夫，对西学有着深刻的了解。纵观吴汝纶的一生，吴汝纶早年间入曾国藩幕府协理“洋务”，后来又入李鸿章幕府，接触到了更多的西方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外交、医学和法学等西方书籍，对“西学”的认识逐步加深。特别是当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将出版请他代为作序时，他对此书大加赞赏。在吴汝纶看来能使中国富强的途径就是彻底深入地学习西方知识，并且还以日本为例，指出日本在明治维新之时取法欧美，大倡“西学”，得以在较短时间内跃居世界强国，“兴国才卅十年，而国势人才已骎骎与欧美埒。”是日本兴“西学”强国的重要证明。

　　大兴新式学堂，培养人才

　　吴汝纶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是当他看到中国近代落后与科举密切相关时，他立刻转变观念，猛力抨击科举制度，成为封建士大夫中较早明确认识到兴办新式学堂造就可GREn/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用人才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根本大计的先进分子。吴汝纶毕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所以他也看到了在中国兴办新式学堂，必须立足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近，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和模式，必须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实际而又能为广大中国人接受的学校模式。为此，他认为应该甄别处理几大方面的问题:

　　莲池创新，东西合璧

　　光绪十四年二月，吴汝纶就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历时达14年之久。在主讲莲池书院之初也是以举业作为中心内容来加以传授，其主旨也是为科举服务的。但是到了甲午战争以后，吴汝纶开始怀疑科举制度的内容和效果，于是在这所古老的书院中开始了他最初的教育改革的探索与尝试。在这里，他最大的实践就是先后开设了英文和日文两个学堂，并且从美、日聘请了教习传授知识，把他们作为与古文和举业同等重要的科目。他还亲自筹措经费、亲自组织授课，当时他自己就曾感言“保定一城，由下走开成东、西文两学堂，并不甚多费，颇以此为喜。”同时他还购买新式图书，组织学生讨论时局。

　　创办新式学堂，践行教育理念

　　吴汝纶在访日回国后就开始着手创办桐城学堂，经过四处劳苦奔波，多方洽谈交涉，终于解决了场地和经费问题，并且在日本聘请到了日本教习早川新次，终于在垂暮之年创办了桐城县学堂。桐城学堂是吴汝纶“安得东西并一堂”理念的一次实践，是他倾尽心力的结晶。早在访日结束回国以前，吴汝纶心目中就有了新式学堂的大体雏形，即创办一所速成专科，为社会开化和新学传播培养人才。

　　文学之道

　　吴汝纶擅长散文，是桐城派晚期文学大师，但不固守“桐城家法”。其治学之道，由训诂以通文辞，于古今中外，唯是之求。上至群经子史，周秦典籍，下逮唐宋及乡先贤方苞、刘大櫆、姚鼐诸文集，无不博求慎取，穷其源而究其委。对于经史用力评点校勘。

　　吴汝纶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其论文，宗法桐城派，而又主张"有所变而后大"，认为"桐城诸老，气清体洁，海内所宗，独雄奇瑰玮之境尚少"（《与姚仲实》）。所以他的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饬雅洁之长，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风格矜炼典雅，意厚气雄，得于《史记》者尤深。不过因求文者众，应酬之作稍多。

　　吴汝纶论学，也师事曾国藩，由训诂以通文辞。晚年尤着力于解经。自言“近十年来，自揣不能为文，乃遁而说经，成《书》、《易》二种说”（《答黎莼斋》）。然而说经实非其所长，“往往私造训诂，自立一义，不足为训”（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但其点勘，注释古籍多种，务在畅通大义，颇便于初学。

　　吴汝纶的诗，亦多应酬赠答之作，但也有些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如《依韵奉酬廉卿》等，慷慨沉郁。

　　个人著述

　　吴汝纶博学多才，一生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为文力追雄奇瑰伟之境，为诗则以杜、韩为宗，笔力矫健，具阳刚之气，兼有时代气息。经他诠释的经书有：《易说》两卷，《吴氏写本尚书》一卷，《尚书故》三卷，《夏小正私笺》一卷；点校的史书有：《国语》、《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著有《吴挚甫文集》四卷、《诗集》一卷、《吴挚甫尺牍》七卷、《深州风土记》二十二卷、《东游丛录》四卷。后将著作与点勘诸书，合刊为《桐城吴先生全书》，之后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吴挚甫先生函稿》、《李文忠公事略》、《桐城吴先生遗书》及点勘古籍多种皆行于世。殁后一年，其子吴闿生编次《桐城吴先生全书》付刊，内含文集、诗集、尺牍及说经著作等6种。另有编定未刻及未编定者多种，后来陆续有《桐城吴先生日记》、《尺牍续编》、《挚甫诗集》及点勘古籍多种行世。

　　年少好学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吴汝纶出身于安徽枞阳县会宫镇老桥村吴牛庄一个私塾先生之家。幼时家境贫寒，但刻苦好学，得一鸡蛋不肯吃，至集市换成松脂，供夜读时照明。他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笃好文学，对同乡先辈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

　　同治二年（1863年）以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秀才。同治三年（1864年）中江南乡试第九名举人，后入京会试，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第八名进士，授内阁中书。曾国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学问，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吴汝纶与李鸿章关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议，多出自他手笔。

　　登入仕途

　　同治十年（1871年）至十二年曾任深州知州。

　　光绪七年（1881年）任冀州知州。

　　吴汝纶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县）、冀州（今河北冀县）知州十多年，在深州任上，他发现那里的学田被豪强侵占，教育经费无着。他不畏权势，毅然追回学田的赋税收入，作为书院经费。他还把这个州3个县的高材生集中到书院，并亲自登堂授课，时间长了，以致人们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称他为大师。深州任内因父母丧事返回原籍。期满后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锐意兴学。因此，深、冀两州文教事业成绩卓著，誉满京华。他在为政期间，还注意倾听来自民间的呼声。在冀州，经常邀请当地贤达，讨论地方治理，不仅使滏阳河千亩贫瘠的卤田变成膏腴的良田，还便利了商旅交通，受到人们的称赞。

　　兴办学堂

　　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裕钊转任江汉书院教习，吴汝纶向直隶总督李鸿章毛遂自荐，辞去冀州知州，接任莲池书院山长之职。从光绪十五年（1889年）起，主讲保定莲池书院，吴汝纶到院后，锐意改革，聘请日本教师教授外文，改进教学方法。因此，国内慕名求学的青年很多，严复、林纾、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过教益。当时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学者也常往保定向吴汝纶请教，相互切磋。特别是日本教育界人士与他来往频繁。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促进了吴汝纶对西学的了解，萌生了兴办新式学堂的主张。

　　光绪二十四年（1897年），严复修改《天演论》时，即约请吴汝纶为之作序，吴立刻应承，于次年正月成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清廷下诏开办新学，派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奏荐吴汝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加五品卿衔。吴汝纶坚辞不就，未获批准，于是奏请出国考察教育。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力迅速强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办好中国的京师大学堂，必须借鉴于日本。这年五月，他率领学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间，他们先后到长崎、神户、大阪、西京和东京等地的各类学校和单位参观，并拜访了众多官员，吴汝纶后来将他在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进行分类整理，汇编成十多万字的《东游丛录》一书，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介绍日本的专著。因留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龃龉，归国。当他到达马关时，当地人士集会欢迎他，请他题字留作纪念。他援笔大书：“伤心之地”。汝纶十分关注桑梓教育，寓居省城安庆时，借巡抚衙门南院，筹建桐城学堂，即今桐城中学之前身，自认堂长。他表示：“吾辈此次办学堂，有进无退，人不善换人，法不善换法，决无止息之期。”他为学堂亲自撰写了楹联和匾额，楹联为“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匾额为“勉成国器”。学堂于1952年改名为安徽省桐城中学。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春，汝纶在家病逝。民国四年（1915年），家人将其安葬在家乡吴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