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温舒简介

司法裁判认识
　　他说：“司法裁判，是国家大事，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书经》上说：‘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人。’可是，今天的司法裁判，却恰恰相反。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人，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人，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人，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所以，法官审讯案件，非致人于重刑不可，他对囚犯并没有私人恩怨，只是用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他必须把别人陷入重刑，他才可以获得安全。”

　　路温舒又说：“于是，死因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日子，每次都杀万人以上，诚感可哀。”

冤狱原因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口供主义，他说：
　　“人之常情，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只好照着问案人员的暗示，捏造自己的罪状。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罪状既定，唯恐怕还有挑剔之处，就用种种方法，把口供修改增删，使它天衣无缝，每字每句都恰恰嵌入法律条文之中。锻炼完成之后，写成公文书，即令上帝看到，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因为陷害他的都是法律专家，显示出的罪状是太明显了。”

相关建议
　　路温舒建议改革。皇帝刘病已的反应是，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受悠久传统，因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像司马迁、周亚夫、颜异，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但路温舒的奏章，使我们发现中国人权所受的蹂躏，自古就没有有效的保护。这份奏章，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摘自柏杨《中国人史纲》

　　巨鹿人，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低级的总务官（廷尉史），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人了解的更为深刻。纪元前六七年，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

　　路温舒经此事被迁为广阳私府长，后又以文才受赏识迁为右扶风丞。当时朝廷号召公卿出使匈奴，路温舒表示自己愿意去塞外像仆役一样效劳，但辽将军范明友、太仆杜延年审议后认为他的言论不适当，没有同意而遣返。

　　后路温舒迁任临淮太守，治理地方有出众表现，最后在任上去世。他的子孙也多做到牧守级大官。

　　路温舒跟从祖父学习过天文历数，认为汉朝命运以三七计，为二百一十年，为此上书预言过。王莽篡位之际，为了给取代汉朝造势，刊发过这些理论。

汉昭帝逝世后，昌邑王刘贺刚继位就被废黜，宣帝开始登上皇位。路温舒趁这个时机上书，主张崇尚德治缓解刑法。书中说：

“我听说齐国有了公孙无知杀死襄公的祸事，桓公才能够兴起；晋国发生了骊姬进谗那样的灾难，文公才能在诸侯中称霸；近世赵王未能寿终而死，诸吕发动叛乱，而孝文帝被尊为太宗皇帝。由此看来，产生祸乱，将会为圣人出现开创机会。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植、振兴衰败了的国家，尊崇周文王、周武王建立的功业，给百姓带来恩泽，功劳施及诸侯，虽然赶不上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可是天下人民都归附于他们的仁政。孝文帝常常想到如何具备最高的德行，来承受天意，他崇尚仁义，减轻刑罚，打通关隘、架起桥梁，远近如一，敬重贤人如同对待贵宾一样，爱护百姓如同爱护小孩，他用启己的心推想别人的心，把内心觉得安适的事情推行到全国，因此监狱空无一人，天下太平。紧接社会变化以后即位的君主，一定会给人们带来不同往日的恩惠，这是贤明的圣人用来显示天意的行为。”

“从前昭帝去世时没有儿子，大臣们忧愁得很，怀着焦急的心情共同商量，都认为昌邑王是尊贵的皇室亲属，推举他，把他立为皇帝，但是上天不肯授命，而是把他的心弄乱，于是便自己丢失了帝位。很深刻地考虑祸患事变发生的原因，这是伟大的上天用来开导最圣明的君主的手法。所以大将军霍光接受武帝的遗命，成为汉朝君主最得力的辅臣，他披肝沥胆，决定大计，黜退不讲仁义的人，立有德行的人为帝，辅助上天行事，这样祖庙才得安定，天下才都太平无事。”

“我听说《春秋》很重视君王登基的事，这是为了统一天下，为了慎重地对待开创事业。陛下刚登上帝位，与天意符合，应该纠正前代的过错，在承受天命继承帝业时慎重对待开始做的每一件事，去掉烦苛的法令，解除老百姓的疾苦，保存、继承将要消亡、断绝的好传统，用这些行动来应合天意。”

“我听说秦朝有很多失误的地方，其中一条现在还存在，就是负责审案的官吏违法判案的问题。秦朝时候，看不起文学，崇尚武勇精神，轻视奉行仁义的人，重视负责判案的官吏，正直的言论被认为是诽谤，阻拦犯错误的话被说成是妖言，所以那些衣冠整齐的儒生在那时不被重用，忠良恳切的言辞都郁积在胸中，称赞阿谀声天天响在他们耳边，虚伪的赞美迷住了心窍，而实际上存在的祸患被遮蔽、掩盖住了，这就是秦朝失去天下的原因。如今天下靠着陛下恩厚，没有战争的危险和饥饿寒冷的忧患，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是天下太平还未完全实现，原因就是判案的人把事情搞乱了。判案，这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被处死的人不能复活，人被砍断了肢体不能再给他接起来。《书经》上说：“与其杀死无罪的人，宁愿犯不遵守成规旧法酌错误。”现在负责判案的官吏便不是这样，上下相互驱使，把苛刻当作严明，判案严厉的获得公道的名声，判案公平的后来多有祸患。所以负责判案的官吏，都想把人置于死地，并不是他们恨别人，而是他们求得自身安全的办法就在于置人于死地。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受刑的人并肩站着，处死刑的人计算起来每年数以万计。这是奉行仁义的圣人感到悲伤的原因。太平未能完全实现，都是因为这引起的。人们的常情是安适的时候就会显得快乐，痛苦的时候就想要死掉，在木棍荆杖鞭打的时候，从被打人身上有什么要求不能实现呢？所以罪犯忍受不了痛苦，就用些假话招供，审案的官吏就利用这种情况，指出某种罪名，点明罪犯应该招认的罪状，审案的官吏担心案子报上去后会被驳倒退回来，于是便违法罗织罪状，套上罪名，到了报告上级判罪结果的时候，即使是咎繇听了囚犯的罪状，也认为处死也抵偿不了他的罪过。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审案的官吏违法陷入于罪、广列罪名，玩弄法律条文把罪状写得十分明显的缘故。因此审案的官吏专门苛刻严峻地对待犯人，残害人没有止境，办一切事情都马马虎虎，不顾国家遭到祸患，这是世上的大害。所以俗话说道：“在地上画一座监狱，也不进去；面对着木刻的狱吏，也不与他对话。”这反映出社会上痛恨狱吏的风气，是很悲痛的语言。所以天下的祸害，没有什么比得上法官判案这件事。败坏法纪，扰乱正道，使亲人分离，道义不明，没有谁比负责判案的官吏更厉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秦朝的过错有一条至今还存在的原因。”

“我听说鹞鹰下的蛋不会遭到毁坏，然后凤凰才会停留在树上；犯了诽谤罪的人不会受到惩罚，然后才有人向朝廷说出有益的话。所以古人有种说法：“山林水泽隐藏着毒害人的东西，河流湖泊容纳污秽的东西，美玉隐藏着瑕斑，国君能容忍辱骂。”愿陛下除去诽谤人的罪名，用来招致恳切的忠言，让天下人开口说话，扩大人们规劝、进谏的渠道，扫除造成秦朝灭亡的过错，尊崇周文王、周武王的德行，减省法制条文，宽缓刑罚，用这些来清除治狱的积弊，那么天下就可以出现太平的气象，长期和平安乐，和天地一样没有穷尽，那样，人民就太幸运了。”

《尚德缓刑书》路温舒 古诗赏析

文章指出：“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就是说：秦之所以亡，有十个失误，其中一个，到现在（即在路温舒当时）仍然存在，即过分重视、重用“治狱之吏”。这些人，“上下相殴(驱)，以刻为明”，“败法乱正，离亲塞道”。他们竞相追逐，滥施刑罚，以“治狱”越苛刻越好，量刑、判刑越重越好。结果，造成“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处死）之计，岁以万数”。

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法制运用“逼、供、信”的残忍手段，使人入罪。所谓“棰楚(以杖鞭扑)之下，何求而不可得”。靠刑讯来逼供，“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示)之”，被迫造假。“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名义上是利用假口供向犯人指出犯了什么罪，晓以利害，要他服罪，其实这中间无疑包含着“诱供”，以进一步陷人于罪。“上奏畏却，则锻练(炼)而周内(纳)之”，就是说：怕上级批不准，必须把上报材料和报告写好，使“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办法有二：一是进一步对“犯人”进行逼供、诱供，以便取得更多的“罪证”，使“成练者众”；一是组织材料班子、刀笔文吏对材料进行精心的加工，对报告进行周密的推敲，以便使“文致之罪明也”。如此，“虽咎繇(同皋陶，传说中舜时贤明的法官)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铁案如山，不可覆翻矣。

当时“治狱之吏”都“以刻为明”，是当时朝廷倡导的结果。朝廷利用权势，大搞思想箝制、舆论一律，使执法“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好一个“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千万人的人头就这样滚滚落地了。易卜生《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多克芒医生提出改造被污染的温泉浴场的建议，触犯了当地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被宣布为“人民公敌”。其实在异口同声地对他进行“围剿”的人中，并不乏同情之士，他们振臂“讨伐”，心里明白，悄悄地对斯多克芒医生表示歉意——迫于权势，“不敢不那么办”。“治狱之吏”，诱于“深者获公名”，鉴于“平者多后患”，故“皆欲人死”，也是“不敢不那么办”。林彪、“四人帮”统治期间，当权者上下相驱，以“左”为明。“左”之深者获公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重用、提拔有份；说公道话者多后患——轻则不信任，重则受株连。因此，自安之道，在于宁“左”毋右。于是乎上下竞相“左”，极“左”思潮风行矣。看来古今中外，历史的共性还是不少的，否则，两千年前的作品怎么会引起我们的共鸣呢？

矫治的办法，路温舒作为封建时代的廷尉史官，只能提出“除诽谤以招切言”，即让人讲话，国君要不计较臣民们的“谤言”，牢骚、骂娘的话都让说，才能“开天下之口”，招来至切之言。他继承了古代开明政治家反对“防民之口”(《召公谏厉王止谤》)的优良传统，主张“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即可杀可不杀者不杀，可治罪可不治罪者不治罪。这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把希望寄托于国君的开明，则有其局限性。路温舒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我们不可苛求于他。今天，我们不能象路温舒那样寄托于个人，而必须从根本制度上着眼。

《尚德缓刑书》路温舒 翻译、赏析和诗意

汉昭帝逝世，昌邑王刘贺被废贬，汉宣帝刘询刚登上皇帝位。

路温舒呈上奏书，奏书说：昭帝去世，昌邑王刘贺被废，宣帝即位之初，路温舒上书，建议应尚德缓刑。

文章说：“我听说齐国有无知之祸，而齐桓公以兴；晋国有骊姬之难，而你用伯。

近世赵王不得善终，诸吕作乱，而孝文帝为太宗。

由此看来，祸乱的发生，将以开圣人啊。

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扶植兴衰，尊文王、武王的事业，恩惠给百姓，功润诸侯，虽然不如三王，天下归仁呢。

孝文帝常常思念到德，以承心，崇尚仁义，减省刑罚，通关梁，一个远近，敬贤和贵宾，爱护百姓如赤子，宽恕情之所安而施舍的在国内，这是因为监狱空虚，天下太平。

那不断变化的后，一定有不同往日的恩情，这是圣贤用来显示天意啊。

“去的人，昭帝去世，无嗣，大臣们忧愁，焦急合谋，都以昌邑双亲，援而设立的。

但是上天不给命令，淫乱的心，于是便自己灭亡。

深入考察祸害的缘故，于是伟大的上天用来开至圣的。

所以大将军接受武帝的遗命，辅佐汉国，披露肝胆，决定大计，除无义，立有德，辅天运行，然后宗庙用安，天下安宁。

我听说《春秋》正式即位，大一统而谨慎地开始了。

陛下刚登上至尊，同天符，应该改变前代的失误，正始接受命令的系统，洗去烦恼文，解除百姓的疾苦，存亡继绝，以顺应天意。

“我听说秦国有十个错误，其中一个还活着，审理案件的法官是正确的。

秦国的时候，献文学，好武功，轻视仁义的人，贵治狱的官吏，正说的话对他诽谤，阻止错误的认为的谣言，所以盛装先王不适用于世⒅，忠良恳切说话都郁积在胸中，称赞阿谀之声日充满了耳朵，虚美熏心，实祸蒙蔽，这是秦朝之所以失去天下的。

如今天下，幸亏陛下下深厚，没有战争的危险、饥寒的威胁，父子、夫妻合力安家，但还没有完全太平的人，监狱乱了。

牢狱的人，是国家的命脉，人死不能复生，绝对的不可以再写。

《书》说：“与其杀无辜的人，宁失不经。

”如今司法官吏却不这样，上下相争，以时间为第二，深的获得公名，平的多后患。

所以治理监狱的官吏，都要人死，不是怕别人的，安全的方法在人死。

因此死人的血在街上漂流，被杀的人并肩站着，死刑的计划每年数以万计。

这种仁圣的是伤害了。

太平还没有普及，凡是这样的。

人之常情怎么那么快乐的生活，痛苦的时候就想到死，严刑拷打之下，为什么找不到？做囚犯们忍受不了痛苦，就让他们看的修饰词，官吏研究者利用这种情况，就指着道以明确的，上奏害怕了，那么锻练而周密的；盖上奏之后，虽然咎繇听的，还认为死有余辜。

为什么呢？完成训练的人，文章得到的罪明啊。

因此狱吏专为深刻，残忍而无极，小偷是一切，不顾国家担心，这是世上的大害的。

所以俗话说：“在地上画一座监狱也不进去；刻木为吏期不回答。

”这都是憎恨吏的风，悲痛的意思。

所以天下的祸害，没有人对监狱；失败方法混乱正，离亲塞道，没有比在审理案件的官员，这是一个还活着的原因。

”“我听说鹞鹰的鸡蛋不毁，然后凤凰飞集；诽谤之罪不罚，然后好言相劝进。

所以古人说：：“山林水泽隐藏疾病，河流纳污，美玉隐藏罪恶，国君有辱骂。

”只有陛下废除诽谤而招致恳切说，让天下的人，扩大劝谏的道路，扫除亡秦的失误，尊文王、武王的德行，省法制，宽缓刑罚，以废治狱，那么太平的风可以出现于世，长期和平快乐，与天亡极，天下百姓的幸事。

”上好那句话。

注：以上翻译来自百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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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千古名句

资料参考：尚德缓刑书（两汉 路温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