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张载简介

　　创立关学

　　“关学”是由张载创立，以其弟子及南宋、元、明、清诸代传承者人士为主体，教学及学术传播以关中为基地而形成的儒学重要学派，与宋代二程的洛学、周敦颐的濓学、王安石的新学、朱熹的闽学齐名，共同构成了宋代儒学的主流。

　　张载认为生在世上，就要尊顺天意，立天、立地、立人，做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明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努力达到圣贤境界。关学的主旨，集中的体现在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关洛濓闽新诸学派皆根源于《易经》和孔孟、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吸收、融合又互有批评、创新，包括对佛学的批评和吸收，这是整个儒学史的一个共性特点，但在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和谐论和教育见解等方面关学又独具个性。

　　一.气本论——太虚即气与气化万物。

　　宇宙和世界的本原，始基是物质还是精神，历来是哲学的最基本的问题，也是每个哲学家必须回答的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认为“心”或“理”为宇宙本原；二是，气为本原。张载认为，“气”或“元气”是人和万物产生的最高体系和最初始基。这“一气”或“元气”，包含了阴阳二气的对立依存，相反相成，升降互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交互运动中产生了人和万物。可以说张载是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史上最杰出的代表。

　　张载继承和发展古代“太虚”的范畴，并对它加以改造和扬弃，用来表示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物质运动基本状态，提出了“太虚即气”、“气为本体”、“气化万物”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同时论证了气无生灭的物质永恒论。从张载开始，古人关于物质世界的认识的理论达到了系统化。

　　张载认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始基是气，一切万物都是由气化而来的，形态万千的万物，都是气的不同表现形态。不论聚为有象的“有”还是散为无形的“无”，究其实质，都是有，不是“无”，所说“太虚即气，则无无。”因为物质的气作为宇宙本体，只有存在形式的不同变化，不是物质本身的消灭和化为无有了，气是永恒存在的。如此，张载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物质的永恒性思想，是古典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最高成果。

　　二.辩证法——一物两体，动必有机。

　　关学在“太虚即气”的元气本体论基础上，对宇宙万物的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及其规律，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等做出了说明，许多见解相当深刻、精辟。

　　张载认为，气的本然状态是无形的太虚，气的基本特性是运动与静止，充满宇宙浑沌无间的太虚之气，是在不断进行“郁蒸凝聚、健顺动止”等不同形式的变化。万物的生死，动静的改变，都是气的万殊变化的体现和变化的结果。太虚之气之所以能不断地运动变化，是因为太虚之气是阴阳之二气的合和体。太虚是阴阳未分的浑沌状态，也称之为元极。阴阳分化为太极，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阴与阳。阴阳交互变化而生万物。太虚之气包涵着阴气与阳气两个矛盾的方面。阳气的特性是清、浮、升、动；阴气的特性是浊、沉、降、静。阴阳二气处同一个统一体中，既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相互激荡，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生发。所谓“独阳不生，孤阴不长”。阴阳二气的这种关系的运动变化，是万物运动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动力。

　　三.认识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

　　在认识论上，关学提出了“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概念。这是中国古典哲学关于认识和知识理论的一个创举。张载认为：人的知识是由耳目鼻舌身等感官接触外界事物而获得，即为“闻见之知”。但仅只闻见之知，并不能全面认识天下有形有象之事物，更不能穷尽无形的天下事物之理。要穷理尽性，必须有一种比闻见之知更广泛、更深刻的知识，就是“德性之知”。人的认识过程分为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两个阶段，即所谓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张载进一步认为，只有德性之知才为真知，才能反映万物的本性本质，“诚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见闻小知而已。”（《正蒙·诚明篇》）。在探讨人的认识来源时，已经看到了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并作了精辟的论述，从而对中国古代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四.人性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

　　张载总结了先秦以来的人性论，吸取了各家学说的优点和长处，创立了关学具有特色的人性学说。

　　关学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气”产生和构成的。因为气有清浊、精粗、明昏、偏全、厚薄的不同，便产生了千差万别的物和人，所以，气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据此，可以肯定人和万物都是有性，而且人和万物的本性，同出于“太虚之气”。因此，性是永恒存在的，先天之性本源是纯善纯清纯洁的，但人生下来之后，具有不同的身体条件、生理特点、家庭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些外在因素与人与生俱来，先天秉赋的天地之性结合，交互作用和影响而形成的后天之性，就是“气质之性”。气质之性中有善有恶，有清有浊，从而决定了人性具有千差万别，这样，张载创立了人性二元论。

　　天地之性诚明至善，是善的来源，而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是恶的来源，是人欲的体现。至此，关学对于争论了一千多年的性善与性恶论，给了一个总结性的合理解释。人犯错误，作恶了，是气质之性中的恶性，人要成为圣贤君子，必须变化气质之性，去掉气质之性的遮蔽，回归和彰显天地之性。变化气质之性的方法，途径是接受教育，学习礼义道德，养气集义。“养浩然之气须是集义，集义然后可以养浩然之气……义者，克己也。”集义犹言积善也。通过积善，克己，而且坚持不懈，才能不断变化气质，获得正直刚大的浩然正气，从而达到圣贤君子的境界。关学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学说，既为人性善恶找到了合理的解释，又为天理、人欲之辨供了理论依据，是对中国古代人性论的重要贡献。朱熹称赞张载的人性论是“极有功于圣门，有利于后学……，前此未曾有人说到此”。（《朱子类语》）

　　五.太极学说——穷究《易》理，辩证之探。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北宋诸子将《周易》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张载《横渠易说》传世，其研究具有显著特点，关于辩证法的思想，内容丰富，论证全面，寓意深刻，理论精确，是中国古代一位辩证法大师。

　　①长于《周易》义理的发掘。作为现实的人生修养，参与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和信仰原则。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和试验井田，渐变改革的政治主张，皆源于《周易》的义理和智慧。

　　②首次提出“自然易”与“书易”的概念，划清了研究中主观对客观的界限，自然实在与图文表述的界限。

　　③对《周易》中“无极而太极”、“太极与阴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太极学说创立新见。提出“太虚即气”“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合一不测为神”及气之为物，有幽明之别等重要概念。就是说，气做为最基本的物质，或聚或散，而以不同形态存在，幽则人的感官不能直接感觉，明则耳目能见（《正蒙·太和篇》）。从而理清了宇宙物质性与佛道“空”、“无”诸概念的界限。

　　④对《周易》辩证法有新的发展。张载在描述事物矛盾运动一般过程时，提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解”的著名论断，他认为万事万物皆由阴阳两个对立方面而构成，这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阴阳消长，刚柔相济。最后的结果是“和”与统一。“和”是事物诸多因素，不同对立面之间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不是单一的。相同的事物的简单相加和重复。

　　教育思想

　　张载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著书立说，教书育人上。他继承和发挥了孔子教育思想，在关中兴教，使“关学”大盛，以德育人，使学者辈出，关中民风为之一变。

　　张载关学教育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德育人，变化气质，求为圣人。

　　张载认为，人的本然之性，即天地之性，无不善，只是由于气质之性的蔽障，阻塞而有不善。为了使人为善，就必须通过教育、学习、变化气质，返本为善，从而成为有道德的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圣人境界。

　　二、幼而教之，长而学之。

　　张载对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极为重视，有独到之见。认为对人的教育要从早抓起，实行胎教，“幼而教之，长而学之。”注意儿童心理，创造良好的环境，发展儿童天性，从小就培养儿童的良好习惯和道德行为，长大继续学习，使之强化，最终造就有用之才（《张子语录》）。强调早期的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张载关学教育思想的又一特色。

　　三、立志向学，勤勉不息。

　　张载认为“志”是教育的大前提，一个人求知为学，为人做官，都必须“立其志”，“正其志”，“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有了志向目标，就要孜孜不倦，勤勉不息，达到目标，实现理想。（《经学理窟》、《正蒙·至当篇》）

　　四、循序渐进，博学精思。

　　张载对学习方法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学习求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有序”过程。既不能停止间断，又不能急于求成，躐等而教。老师应循序而教，学生应循序而学。他还认为，求学的渐进过程积累功夫，应当以“三年为期”，学者自朝至昼至夜为三节，每天勤学苦读，由日积月，期月成年，至三年事大纲惯熟，经过这样的渐进功夫，学习方可有成。学有所成，还必须博学精思。（《经学理窟》）

　　五、学贵心悟，去疑求新。

　　关于读书方法，张载强调：人思考的主要器官是“心”，为了思之精，察之微，就要使心常在，常存，心思有疑释之，去之，便会获得新的知识，认识新的义理。所以，他力倡“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的学问之法及求知精神（《张子语录》）。张载对读书求知方法论述要点概括为：用心、熟读、精思、经常、不懈、去疑、求新、勿助、勿长、讲论、开塞、实作、实行等。张载关于读书求知方法的论述，得到后世学者的反复评价。如朱熹《近思录卷三》所说：“此论甚当，若不濯去旧见何处新所意来。”

　　六、启发诱导，因材施教。

　　张载作为一个杰出而成功的伟大教育家，对教学原则和教育规律有独到而深刻的论述。张载主张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教师要循循善诱，启发引导学生的求知意识，学习兴趣。同时，要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接受能力，因材施教，满足各类学生的不同需求，从而达到教学目标。关学倡导的具体教学方法主要有：

　　①“叩其两端”法。这是对子孔子实行教学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即从正反面来讲解，或从起因和结果两头入手分析问题，使学生理解问题的正确答案。“有不知则有知，无不知则无知，是以鄙夫有问，仲尼竭两端而空空”。

　　②“扣钟法”。张载在阐释《礼记·学记》中“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不善答问者反此，此皆进学之道也。”这段话是说：“洪钟未尝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知，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后教之也。”（《正蒙·中正篇》）。

　　③“时雨法”。张载认为，对人的教育如同“时雨之化”，适时而教，当可而告，及时答问，方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④“不待讲论法”。张载认为。有些知识，不须讲论，一问便知，知而明之则可，故“不待讲论”，“更不须讲”。他说：“圣人于文章不讲而学，盖讲者有可否之疑，须问辨而后明，学者有所不知，问而知之，则可否自决，不待讲论。意思是问而知之，可否之疑。自己决断，不要受老师可否的影响，自己决定是非取舍，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这也是启发诱导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七、虚心求知，择善而从。

　　张载认为，学习求知，必须虚心，虚心方能接纳百物，汇合各种知识，进入神明之境。虚心就是不以己有之知存于心中，干扰接纳新知，所以“虚心”就是“静心”，“一静”。张载说：“天地以虚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从虚中来。”（《张子语录》）。“静者善之本，虚者静之本，静犹对动，虚则至一”。“与天同源谓之虚，须行事实故谓之实”。“天地之道无非以至虚为实，人须于虚中求出实。圣人虚之至，故择善自精”。（《张子语录》）。张载主张，人求学问，必须去除“意、必，固、我”，达到至诚，存德，虚静。要向各种人物学习，不耻下问，择善而从。

　　八、学贵有用，道济天下。

　　张载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教育必须注重道济天下，利济众生。教育学生做一个对天下，对人民有用的人。所以特别强调“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坐而论道、这是关学学风的突出特点和优点。张载认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国家人民为忧患，圣人也是没用的。

　　自然科学

　　北宋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历史中一个特色鲜明的朝代，思想及学术相对自由，儒家、道家及佛教的发展和研究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传统工商业、自然科学发明创造也空前活跃。[9] 张载不仅在儒学和《周易》研究中独树一帜，贡献卓绝，在自然科学研究上也成绩斐然。

　　一、突破地心说。

　　“恒星不动，纯系乎天……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乎地者也……间有缓速不齐者，七政之性殊也。”它突破了远古以来的地心说，把天看作是一个以恒星为中心的，金、木、水、火、土诸星及地球，“运旋不穷”的整体，这在人对宇宙的认识上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二、天体运行说。

　　关学认为“动必有机，动非自外”。张载指出：日、月、星、辰（称之为“七政、七曜”）等天体各有自己的运动规律，其运动的速缓升降皆取于自身的机制，而非外力使然。

　　三、天体左旋右旋说。

　　张载明确指出：日月星辰顺着天体左旋，只是旋转稍微迟缓一点，肉眼观察起来似乎向右旋转了，左旋右旋其实是相对的，讲的是地球自转与其它天体公转的相对关系。他进一步指出，每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故月“右行最速”而“日右行虽缓”。阐述虽不精确，但已是了不起的进步。

　　四、以气化论解释天文历算地理现象。

　　如“日质本阴，月质本阳，故朔望之际精魄反交，则自为之食矣”。就是说，在月朔时，月精对日发生作用，产生日食。在月望时，日精对月发生作用，产生月食。按照这种理论，还较合理地解释了四时更迭，寒暑往来，潮汐涨落，风云雷霆，霜雪雨露等自然现象。

　　宋天禧四年（1020年），张载出生于长安（今西安）。其名出自《周易·坤卦》：“厚德载物”。

　　张载从小天资聪明，十岁时随外傅学习，就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品格，“志气不群，知虚奉父命”。少年丧父，使他成熟较早。当时西夏经常侵扰宋朝西部边境，宋廷向西夏“赐”绢、银和茶叶等大量物资，以换得边境和平。这些国家大事对“少喜谈兵”的张载刺激极大，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张载年近21岁时，写成《边议九条》，向当时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主持西北防务的范仲淹上书，陈述自己的见解和意见，打算联合焦寅（陕西永寿人，精兵述）组织民团去夺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为国家建功立业，博取功名。

　　宋仁宗康定元年至庆历二年（1040年—1042年），范仲淹知永兴军、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今延安），在延州军府召见了这位志向远大的儒生。张载谈论军事边防，保卫家乡，收复失地的志向得到了范仲淹的热情赞扬，但范仲淹说：“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认为张载可成大器，劝他作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须去研究军事，勉励他去读《中庸》，在儒学上下功夫。

　　张载听从了范仲淹的劝告，回家刻苦攻读《中庸》，仍感不满意。于是遍读佛学、道家之书，觉得这些书籍都不能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又回到儒家学说上来，经过十多年的攻读，终于悟出了儒、佛、道互补，互相联系的道理，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体系。

　　庆历二年（1042年），范仲淹为防御西夏南侵，在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城西北修筑大顺城竣工，特请张载到庆阳，撰写了《庆州大顺城记》以资纪念。

　　嘉祐二年（1057年），三十八岁的张载赴汴京（今开封）应考，时值欧阳修主考，张载与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在候诏待命之际，张载受宰相文彦博支持，在开封相国寺设虎皮椅讲《易》。期间遇到了程颢、程颐兄弟，张载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虚心待人，静心听取二程对《易经》的见解，然后感到自己学得还不够。第二天，他对听讲的人说：“易学之道，吾不如二程。可向他们请教。”二程由此在京中名声大震。

　　然而在同二程谈论道学的要义后，他又很自信地认为自己已经求得道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再值得追求，抛弃所有曾经研习过的学说，专心致志学道。表现了他在学术上积极开拓精神，其作《易说》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张载进士登第，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云岩县令（今陕西宜川境内）著作佐郎、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在作云岩县令时，办事认真，政令 严明，处理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推行德政，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尊老爱幼的社会风尚，每月初一召集乡里老人到县衙聚会。常设酒食款待，席间询问民间疾苦，提出训诫子女的道理和要求，县衙的规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乡老，反复叮咛到会的人，让他们转告乡民，因此，他发出的教告，即使不识字的人和儿童都没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的关系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军府大小之事，都要向他咨询。他曾说服蔡挺在大灾之年取军资数万救济灾民，并创“兵将法”，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人取代等建议。他还撰写了《经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和《经略司边事划一》等，展现了军事政治才能。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御史中丞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赞张载学有本原，四方之学者皆宗之。神宗召见张载，问他治国为政的方法，张载“皆以渐复三代（即夏、商、周）为对”。神宗非常满意，想派他到二府（中书省枢密院）做事。张载认为自己刚调入京都，对朝廷王安石变法了解甚少，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后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当时王安石执政变法，想得到张载的支持。有一天见到张载，对他说：“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请你帮忙，你愿意吗？”张载一面赞同政治家应大有作为，但又含蓄地拒绝参与新政的行为，遂渐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张载上奏辞去崇文院校书职务，未获批准。不久被派往浙东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审理苗振贪污案，案件办毕回朝。此时张载之弟监察御史张戬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与王安石发生激烈冲突，被贬知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张载估计自己要受到株连，辞官回到横渠。

　　张载回到横渠后，“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半夜坐起，取烛以书…… ”依靠家中数百亩薄田生活，整日讲学读书。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著作，对自己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总结，并亲自带领学生进行恢复古礼和井田制两项实践。为了训诫学者，他作《砭愚》、《订顽》训辞（即《东铭》、《西铭》），书于大门两侧。张载对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写的《井田议》主张，上奏皇帝，并与学生们买地一块，按照《周礼》的模式，划分为公田，私田等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并疏通东西二渠“验之一乡”以证明井田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横渠镇崖下村，扶风午井镇、长安子午镇仍保持着遗迹，至今这一带还流传着“横渠八水验井田”的故事。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认为张载的学术承继古代圣贤的思想，可以用来复兴古礼矫正风化，上奏神宗召张载回京任职。此时张载正患肺病，但他不愿错过施行政治理想和主张的机会，便带病入京。宋神宗任用张载担任同知太常职务（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婚冠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唯张载认为可行，并指出反对者的作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辞职西归。同年十二月行至临潼，当晚住在馆舍，沐浴就寝，翌日晨与世长辞。享年五十八岁，临终时只有一个外甥在身边。

　　张载一生，两被召晋，三历外仕，著书立说，终身清贫，殁后贫无以殓。在长安的学生闻讯赶来，才得以买棺成殓，护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乞加赠恤。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馆之职，赐丧事支出“半”数。

　　北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振谷其父张迪墓南，与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南宋宁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赐谥“明公”。

　　南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赐封郿伯，从祀孔庙。

《易经》的乾卦，表示天道创造的奥秘，称作万物之父；坤卦表示万物生成的物质性原则与结构性原则，称作万物之母。我如此的藐小，却混有天地之道于一身，而处于天地之间。这样看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坤地之气），就是我的形色之体；而引领统帅天地万物以成其变化的，就是我的天然本性。人民百姓是我同胞的兄弟姊妹，而万物皆与我为同类。

天子是我乾坤父母的嫡长子；而大臣则是嫡长子的管家。“尊敬年高者”（的意义），乃是为了礼敬同胞中年长的人；“慈爱孤苦弱小者”（的意义），乃是为了保育同胞中的幼弱之属。所谓的圣人，是指同胞中与天地之德（案：指健德与顺德）相合的人；而贤人则是其中优异秀出之辈。天底下无论是衰老龙锺或有残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弟。

及时地保育他们，是子女对乾坤父母应有的协助。如此地乐于保育而不为己忧，是对乾坤父母最纯粹的孝顺。若是违背了乾坤父母这样的意旨，就叫做“悖德”，如此地伤害仁德就叫做“贼”。助长凶恶的人是乾坤父母不成材之子，而那些能够将天性表现于形色之身的人就是肖似乾坤父母的孝子。

能了知造物者善化万物的功业（了知我们的道德良知如何成就人文价值），才算是善于继述乾坤父母的事迹；能彻底地洞透造化不可知、不可测之奥秘，才算是善于继承乾坤父母的志愿。即便在屋漏隐僻独处之处也能对得起天地神明、无愧无怍，才算无辱于乾坤父母；时时存仁心、养天性，才算是事天奉天无所懈怠。崇伯之子大禹，是透过厌恶美酒，来照顾赡养乾坤父母的；颖谷守疆界的颍考叔，是经由点化英才、培育英才，而将恩德施与其同类。不松懈、继续努力，以使父母达到欢悦，这便是舜对天地父母所贡献的功劳；顺从父命，不逃他处，以待烹戮，这是太子申生所以被谥为“恭”的缘故。临终时，将从父母那里得来的身体完整地归还给乾坤父母的是曾参；勇于听从以顺父命的是伯奇。

富贵福禄的恩泽，是乾坤父母所赐，用以丰厚我的生活；贫贱忧戚，是用来帮助你成就一番事业的。活着的时候，我顺从（乾坤父母所要求的）事理；死的时候，心安理得，我安宁而逝。

《西铭》北宋·张载 古诗解读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北宋·张载 古诗》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北宋·张载 古诗》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北宋·张载 古诗》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西铭》北宋·张载 翻译、赏析和诗意

干称父亲，坤说母亲；我这渺小的，于是混沌中处。

所以天地的要塞，我们的身体；天地的首领，我要性。

人民，我们的同胞；物，我和啊。

大你的，我的父亲母亲宗子；他的大臣，宗先生的家人的。

尊高年，所用长的长；慈孤弱，所以最小的小；圣，他的德行合；贤，他的杰出的。

凡是天下衰老、残疾、孤苦无依之人、鳏夫寡妇，都是我兄弟的困苦而没有告诉的原因。

当时保守的，你的翅膀一样；快乐而且不担心，纯粹孝的原因。

违背说违背道德，害仁说贼，作恶的人不才，那些实践形态，只有像的原因。

知化则善于叙述这件事，穷神就好好继承他的志向。

不愧屋漏是不影响，存心养性为不懈怠。

讨厌美酒，大禹善于养；育英才，颖封人的锡类。

不放松劳累而表示犹豫，舜的功劳啊；没有逃避，待煮，申生的恭敬的。

体其接受回到安全的，参与吗！勇于听从，顺从命令的，伯奇的。

富贵福泽，准备好我的生命了；贫贱忧愁，庸玉你在成功的。

保存，我顺事；没，我宁愿啊。

注：以上翻译来自百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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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参考：西铭（宋代 北宋·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