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最新2020关于北京青年调查报告：57万创业青年凸显首都精气神
创业”，无疑是时下最火的一个词，而首都北京更是创业青年云集之地。无论是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咖啡馆，还是三里屯soho的写字楼隔间，乃至你可能路过的某个肉夹馍摊位，都涌动着蓬勃的创业热情。
或许你已经对诸如互联网思维、90后ceo耳熟能详，但是你是否了解，北京的创业青年到底有多少人?他们的创业项目集中在哪?什么行业创业最挣钱?创业者的收入又如何?
首次完整披露的《北京市创业青年群体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或许能够回答这些问题。这份由团北京市委主导的调查历时一年多，对全市工商注册登记5年以内、年龄在18至40周岁的57.15万创业青年(数字截至xx年底)进行了系统的抽样调查。
这份基于工商数据资料、1916份调查问卷和100人次访谈的报告，让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一个典型北京创业青年的面貌：他应该32岁左右，毕业4到7年后开始的第一次创业;他有超过六成的可能从事的是批发零售等服务行业，超过两成的可能从事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他的收入并不高，没房没车是大概率事件，他认同“奋斗成就人生”，还在为个人生活和企业发展而努力。
7个聚集过万创业青年的街乡
在北京这座人口超过xx万的超级都市里，算得上创业青年“据点”的街乡镇共有7个，分别是朝阳区的建外、三里屯、望京街道，海淀区的中关村、上地街道，丰台区的新村街道和昌平的回龙观镇。《报告》的数据显示，以上地区创业青年的人数都超过了1万人。而北京各区县中，朝阳创业青年人数达到13.92万，海淀有9.86万人，丰台也有7.78万人，明显高于其他区县。
团市委创业青年调研团队专家组成员、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刘平青表示，这些聚集区与全市经济产业园区和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一致，多受产业特性、相关政策和历史原因的影响，“例如中关村就聚集了大量的信息产业，有聚集效应”。
刘建强就很喜欢自己位于中关村西区鼎好大厦8楼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名为厚德创新谷的创业孵化器，30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里，分布着30多个创业公司，不定期会有投资人来考察项目。在他们的楼上，是李开复创办的创新工场。而走出鼎好大厦，沿北四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去年6月刚刚更名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晚上没那么忙的时候，刘建强常会溜达到那儿，参加3w咖啡或者binggo咖啡举办的各种创业沙龙，或者跟投资人聊上两句。
选择办公场地时，刘建强曾经犹豫过，公司是随便租一个商住两用的民居，还是到中关村找一个孵化器?可跑了几次中关村以后，他没再犹豫，周边环绕着创业者、投资人，让他“更有创业的感觉”，也“更方便”。
身处在一群创业者中，刘建强能很强烈地感觉到创业的氛围。入驻半年多的时间里，同在一个办公区的公司，有人被大公司作价千万元收购，有人成功地拿到了b轮融资，也有人烧完了钱还是没有找到营利模式，最终黯然离场。这让今年32岁的刘建强时刻*醒自己要更努力地奋斗。
某种程度上，刘建强跟报告中的典型创业者很像。报告显示，北京创业青年的基本结构为，男女比例约3∶2，非京籍占55%，主要集中的三个行业是批发和零售业(42.6%)、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20.96%)及租赁和商务服务业(14.2%)，平均年龄为32.25岁，平均初始创业年龄27.80岁，大约在大学毕业后4~7年才投身创业，毕业即创业的比例不高。
河北人刘建强目前的创业项目是一款预定运动场馆的手机app“e运动”，在这一波移动互联网催生的创业热潮中，手机app无疑是资本市场的宠儿。在前一份工作中，刘建强对接的就是一些app的推广业务，这也让他更能体会到移动互联网的魔力。去年6月，他最终决定辞职，离开年收入50多万元的广告公司，开了自己的公司，每个月领着公司最低的5000元工资，他的理由是，“到了这个年纪，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
算起来，刘建强是在毕业后的第九年才踏上自己的创业路，相比平均初始创业年纪显得大了一些。而《报告》也指出，如今北京创业青年有年轻化的趋势。如今，越来越多的90后ceo开始频繁见诸媒体，刘建强说自己很羡慕当下的年轻人，“创业的环境越来越好了。”
六成创业为“自我就业式创业” 集中在批发零售和服务业
跟直接从事手机app开发的移动互联网行业比起来，31岁的北京大兴区大学生村官李彪开的那家经营国内旅游、出境旅游、汽车租赁等业务的“北京福地青云旅游有限公司”显得有些传统，但李彪觉得这种传统服务业“机会多”，而且“自己喜欢”。
实际上，李彪的选择仍是北京创业者的主流选择之一。《报告》显示，与传统上认为创业大多集中于高精尖行业不同，北京青年创业有近一半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有约24.37万人，占全体创业青年的42.6%;而从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创业青年则有8.13万人，占全体创业青年的14.2%，即接近六成的创业青年集中在传统服务行业。
刘青平教授表示，调研反馈的结果显示，大多数创业者实际上是属于“自我就业”式创业，而零售批发还有服务业门槛更低也更传统，所以有更多的创业者聚集。
李彪是土生土长的北京大兴小伙，xx年毕业后又回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小铺头村做大学生村官。他的第一次创业就很“传统”，那是在他大三的时候，还在当学生会**的李彪把同学借了个遍，凑足8000元买了一辆19座的红叶客车，开始做汽车租赁。他载着客人跑遍了附近的十里八乡，还一度跟驴友穿越过无人沙漠，因为赶上旅游旺季，没多久李彪就回了本，还买了新车，生意越做越大。
不过，因为缺少管理经验，租赁生意总是出一些意外，后来李彪就停了这部分生意，转而承包了一家旅行社。
xx年，同镇的东辛屯村着手打造“民俗旅游文化村”，因为有做旅行社的经验，李彪被调了过去，协助东辛屯村的旅游开发和管理。也是同一年，李彪觉得这是个机遇，于是开了一家旅游公司。
那时候，李彪每天一边要忙着跟村民沟通文化村改造，一边要管理公司。为了新公司，李彪押上了自己的房子、车子乃至土地，每个月要还4个银行的贷款，“感觉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最初要村民开户接待游客，没人愿意，最后只能先由6个老*员带头开户。出乎意料的是，民俗村项目很快就获得了成功，“开业后手忙脚乱，因为没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如今的大兴青云店镇东辛屯村已经成了旅游热点，日均接待游客300至1000多人次，并解决了本村100多人的就业。而李彪的旅行社xx年的全年产值也做到了950万元左右，“基本走上了正轨”。
最挣钱和最有潜力的
约30%有盈利，约40%收支平衡，约30%没有盈利，这是这次调研给出的北京青年创业绩效的基本状况。
这其中，盈利丰厚的约占3.8%，难以维系的则占7.3%。什么行业最挣钱?答案是房地产业。《报告》数据显示，房地产业盈利丰厚的比例高达21.05%。相比之下，排第二的住宿和餐饮行业，但比例仅有8.51%，还不到房地产业的一半。
在各个行业中尚未营利比例最高的，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这个包含了互联网信息服务、计算机信息服务等门类的行业，未营利比例达到36.67%。不过《报告》也指出，该行业中有很多是投入期长、收益期滞后但发展潜力巨大的高新技术企业。
某种程度上，房地产和互联网分别代表着当下和未来的行业，37岁的孙鸿飞正试图打通两者，而他的创业经历也正恰巧对应着两个行业的特点。“传统的房地产中介业的人工成本、店铺成本都很高，中介费也很高，讲究一口吃个胖子。”孙鸿飞说，“我们现在是走线上，中介费低80%，剩下的20%也都给经纪人，我们收一笔3000元的代办费，其实是一种互联网思维。”
孙鸿飞xx年底就进入了北京房地产业，那是北京房价暴涨的前夜，孙鸿飞被母亲领着到了舅舅开的房地产中介公司鸿基建业入了行。最初他很抵触房地产中介，觉得都是黑中介，在公司待了一个星期什么都没干。舅舅没办法，只得让孙鸿飞先去自己找个公司感受感受，孙鸿飞于是去了当时的第一大中介中大恒基。
在中大恒基，孙鸿飞很快成了片区的销售冠军，他说自己喜欢上了那种帮别人选房子、成家的感觉，每个月的提成也有一两万元。没多久，孙鸿飞回到了鸿基建业，最初他先被派去负责新开的两家门店。那正是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扬的时代，因为信息不对等，很多中介可以吃差价：卖方想30万元买，中介就向买方开价35万元，差价就进了中介的口袋。
孙鸿飞则重点开辟了另一种方向：直接吃下卖方的房子，然后自己再转手卖出去。孙鸿飞说自己的策略很成功，“不到一年，那个区域我们一家公司的营业额就是其他十几家公司的总和。我们坐在公司里，就有大量的房源送上门”。
没多久，孙鸿飞全面接手了公司的管理，也成为了股东之一。“盈利丰厚”的房地产行业让孙鸿飞先后买了4套房，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
xx年，北京房地产价格动荡，孙鸿飞觉得传统的地产中介不是长久之计，于是离开鸿基建业，成立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新中介公司丁丁置业。他试图走拼服务、口碑的中介道路，但在链家、我爱我家的夹击下，大量扩张的门店没能带来相应的效益，过高的运营成本反而拖垮了自己。
xx年的时候，孙鸿飞卖掉了自己在北京南五环的最后一套房子，没过多久，他关掉了所有的店面，宣布自己在房地产业的第二次创业失败。
这次失败让孙鸿飞反思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觉得，传统的中介模式还是有问题，“租金、人力成本都太高，一旦市场波动就很不稳定”。
他现在做的美宅网，则是希望去掉租金、人力成本，做一个房产中介的淘宝，网站只是一个平台，负责业务代办和监管。孙鸿飞坦言，虽然还没正式上线的美宅网也已经有了盈利，但互联网行业肯定是要用钱来换时间，大规模推广需要更多的钱和互联网资源。
“3000元的代办费当然只是一个基础，只要站住市场，房地产金融产品也会是一个营利点。”孙鸿飞说，“互联网的想象空间很大。”
第2篇 北京青年调查报告
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 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收入不再靠种粮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在乡愁中创业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2008年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第3篇 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调查研究报告
《北京市“十五”时期妇女发展规划》颁布实施后，面对深化改革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如何进一步做好女职工的劳动保护工作，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了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北京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市总工会、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卫生局、市统计局、市工商局等六家单位于20xx年7月-20xx年7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状况联合调查。
这次调查旨在进一步促进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国务院第9号令）和《北京市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的若干规定》（市政府第40号令）的落实，进一步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增强企业经营者及领导管理层的法律意识，依法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为完善北京市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有关规定提供依据。
一、基本概况
（一）调查采取以问卷调查为主的方式进行，问卷分个人问卷和企业问卷两种。在全市各种经济类型单位中以1％的比例抽取1100家和5000名职工。
另外还选取了100家个体工商户和200名女雇工。调查共发放企业问卷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73份，有效率为89.4％；发放职工问卷5200份，回收有效问卷为4977份，有效率为95.7％。
（二）本次调查内容分为六个方面：女职工就业保障（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和工会组织的建立）、一般女职工劳动保护（包括经期保护、避免从事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劳动、避免从事有毒有害劳动、健康检查）、孕期劳动保护产期劳动保护、哺乳期劳动保护和女职工卫生设施。这次调查的内容是1988年以来最全面的一次。
（三）经济类型构成此次调查范围涉及女职工人数较为集中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公司制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团体单位等。调查的1073家企业中，扣除没有法人代码的非个体经营户后，为895家单位。
被调查的1073家单位共有职工223991人，其中有女职1115245人，占51.5％。
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执行的基本情况
（一）76％以上的女职工与企业签订了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并受到法律保护的制度，也是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基本保证。从调查的企业卷来看，职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为180177人，占全部职工的80.4％，其中女职工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人数为94902人，占全部女职工的82.4％，略高于全部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
从个人问卷来看，4977名女工，已签劳动合同的占76.7％。
（二）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情况在被调查的单位中，822家单位已经建立了工会组织，占全部单位的76.6％，其中692家单位还在工会组织中建立了女工组织，占64.5％；在建立工会组织的822家单位中，有468家单位的工会组织代表女职工与企业签订了集体合同，占56.9％；而且有449家单位还在集体合同中写进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内容，占签订集体合同单位的95.9％。从本次调查的个人卷来看，女职工所在单位一般均有工会组织和女职工组织。
（三）对《女职工禁忌劳动规定》的执行情况从调查的个人问卷的总体情况来看，各单位对《女职工禁忌劳动规定》的执行情况很好，90％以上的单位均遵守不安排女职工从事四级劳动、井下作业、有毒有害工作，以及一切不适合妇女经期承担的高空、低温、冷水和三级强劳工作。未安排不适合的劳动和四级体力劳动，占被调查人数的99.0％；未安排有毒有害工作的禁忌岗位工作的女职工占被调查人数的97.0％。
（四）对女职工的孕、产期保护情况孕期保护是女职工特殊保护最重要的环节。为了母婴健康，大部分单位对怀孕7个月以上女职工及时调整适宜的工作，不安排其加班或从事夜班劳动。
从总体上看，约有94.8％的怀孕女职工能够定期进行产前检查。被调查女职工产前检查计人劳动时间者占73.4％，在集体企业、**事业工作的被调查女职工有80％的人产前检查列入劳动时间。
从对企业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单位能执行90天产假的规定。从不同的经济类型来看，在被调查的8种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中，集体经济企业、公司制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和**事业单位享受90天产假的产后女职工比例均在95％以上。
（五）女职工健康检查和妇科检查的情况在被调查单位中，68.4％的企业能够定期对女职工进行健康检查，其中77.4％的单位能在1—2年检查一次，17.4％的单位能在2-3年检查一次，其余单位则要在3年以上才能检查一次。另外，能对女职工定期进行妇科检查的单位有711家，占66.3％，其中1-2年能检查一次的占72.0％，2-3年能检查一次的占17.9％，其余单位则只能在3年以上的时间检查一次。
三、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建立和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女职工劳动权益的保护存在明显差异调查显示，建立和未建立工会组织的单位， 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工会的80.2％，未建立的74.0％）、是否进行定期健康检查（建立工会的74.32％，未建立的56.7％）、定期妇科检查（建立工会的73.7％，未建立的46.1％）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前者明显高于后者。说明建立工会组织，是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必要条件。
而是否建立工会组织又与单位的经济类型密切相关。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建立工会组织的比例是最低的，不足10％和20％，其次是私营企业。
而职工特别是女职工的合法劳动权益受到伤害的也主要发生在这些单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般来讲，外商投资企业如果是跨国公司，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尊重所在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懂得合法经营。但是，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中的一些中小企业，尤其是一些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缺乏遵纪守法的意识，这是造成工会组织不健全的主要原因。
另外，这些单位的人员流动比较频繁，不易管理，又缺乏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观念，也是原因之一。再有就是一些单位规模较小，变化较大，经常处于频繁的转产、重组或关闭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原因。
第4篇 最新北京青年调查报告：追求个性也在意集体
不少年长的人在说到90后时，常常夹杂着怀疑：缺少理想和信仰、功利欲望心强、过分自我和追求个性……社会舆论给90后贴上了许多“问题”标签。
如今，95后已逐步成为大学校园的新主人，他们对于个性的追求愈加强烈。在教育资源集中的北京，这座国际化城市的开放与多元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充足的条件。
自我?叛逆?不知天高地厚?面对这个群体的复杂性，如果仅根据网络上一个个新闻案例去拼凑他们的画像并不客观。那么，撕掉“偏见”标签，这群北京高校里的90后到底长啥样?
一项调查结果这样勾勒北京大学生的“标准”面貌：他每天的上网时间有7成的可能超过两个小时，上网、睡觉和社交是他最主要的课外活动;他最大的压力是学习和就业，他有近四分之一的可能会面临学习困难;他的月消费水平较大可能在800～1600元之间，其中，社交、娱乐、购物等占有较大比例。对于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他的预期薪酬为6668元，留京工作是最普遍的期望;他有极大的可能认为个人能力与自我奋斗、诚信等良好品质是一个人在社会生存和发展最主要的依靠，人生价值在于奉献是他较为认同的观点。
这些对北京大学生特征性的细节描写来自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课题组。针对北京大学生群体，课题组按照学校在校生人数的1%比例进行抽样，样本数为8143个。其中，普通高校7466个，民办高校677个。同时，通过面谈、深度访谈等发放问卷88份，总样本数为8231个。
超7成大学生感觉到压力，96.67%的人表示能够承受
北京市现有普通高校91所。其中，211高校共26所，占全国23%;985高校共8所，占全国21%。除留学生以外，在校生总人数为81.43万人，王可(化名)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就读于北京某985高校的大三学生，最近有些“压力山大”。用她的话来说，大三就快结束了，可专业课学得“半生半熟”，大学英语六级还没搞掂。不仅如此，刚刚开始进行的社会实践让她对自己的社交能力感到怀疑，“总被领导批评不会说话”。
“上大学前，老师都说熬过了最艰苦的高中就会迎来‘幸福生活’。可没想到，这3年过得并不轻松。”王可在qq空间里写下的这段话，不到一小时就得到了近60个同学“点赞”，有同学评论：“人艰不拆”。
感到“压力”的大学生不止王可一个。
如今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学生面临着学习、经济、人际交往、情感等方面的压力且相互交织。根据团市委有关北京大学生群体的调研结果，32.5%的大学生感觉压力较大，37.2%的大学生感觉压力适中，有3.3%的学生觉得压力已经承受不了。
而这些压力所反映出的是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面临的各种困难。调研数据显示，20.8%的大学生感到就业困难，26.6%的大学生面临着学习困难。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学习困难相矛盾的，是大学生用于参加学习培训的课余时间仅为10.7%。
调研分析认为，由于大学学习和信息传递方式的改变、校园生活更加开放和丰富多彩，现在的大学生活不再是传统的“三点一线”模式，大学生的课余时间相对宽裕和自由。但是，大学生的大部分业余时间都用在了上网或其他娱乐上，他们“不能合理做好业余时间安排”。
王可就是不能合理安排业余时间的那部分大学生。
尽管学习和人际交往给她带来较大压力，但这些并不影响她的娱乐活动。看美剧、逛淘宝成为她每天睡前的必修“功课”。她说，“其实，有时候也会自责放在学业上的时间太少，‘宅’寝室的时间太多了。可如果不这样，我一定会崩溃的。毕竟这些‘功课’的诱惑太大了。”
根据调研结果，上网、睡觉和社交成为大学生课余活动取向的前三位，分别占74.14%、34.49%和28.55%。
一个需要*惕的现象是，只有27.71%的大学生在课余时间锻炼身体。调研报告称，大学生缺乏体育锻炼，且知道锻炼身体很重要，但就是不喜欢参加体育锻炼。
令人欣慰的是，调研还发现，96.67%的大学生能够承受现实的压力，并且能够找到各自合适的减压方式，运动健身和读书听歌、看电影等成为最常使用的减压方式，分别占33.04%和25.14%。
近75%的大学生闲暇时间用于上网，19.3%的人把网络自媒体作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
和王可相比，就读于北京一所非985、211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郑力(化名)对网络的依赖性更强。用他的话来形容：“没了网络，生活都会错乱。”
郑力给自己的“上网时间”算了笔账：首先，除了睡觉和体育课外，手机几乎不离手。他每天使用时间最长的软件是传说中的手机三件宝——微信、qq和淘宝;其次，郑力每天至少有3个小时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中，“打dota、踢实况”成为每天最放松的项目;此外，睡前看一集美剧也花费他至少1小时，这其中还不包括和女朋友微信交流的时间。
这一算，郑力每天“全情投入”网络的时间超过5小时，最多时甚至达到8到10个小时。
联合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有74.67%的大学生的闲暇时间主要用来上网，70.3%的大学生平均每天用来上网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
其中，和郑力一样上网时间超过5小时的大学生占了13.1%。其次，上网3小时左右的占17.9%，上网4小时左右的占10.7%。
从学历分布上看，调研报告分析，专科生和本科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娱乐，而硕士和博士生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和进行学习。
课题组认为，新技术和新媒体在改变社会结构和生活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微信、微博、数字音乐、在线视频、电子商务等已成为当代大学生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因此，课题组把如今的北京大学生定义为“与网络深度融合的新一代”。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网络能给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但其随之带来的隐患不可忽视。
调研数据显示，58.5%的大学生会不同程度地将个人情绪带到网络世界中，19.3%的大学生认为网络自媒体是最可信的信息来源，网络自媒体成为在父母及亲戚提供信息之后的第二大最可信的信息来源。
对于网络世界的影响，王可自认为是“有控制力的”。这一点，是相对于她身边众多的“愤青”而言。
王可说，现在的大学生几乎都有微博、微信、人人网和qq空间，来自各个平台的信息也让人目不暇接。她发现，身边总有那么一群同学的朋友圈和微博里，不仅晒有各种自拍、美食，也经常出现对身边事和新闻“打嘴仗”和吐槽。
“我很佩服他们的语言能力，每天总有许多‘大快人心’的评论。但我也只是看看，几乎不愿意加入讨论，总觉得自己了解到的信息不准确，不敢随便议论。”王可说。
郑力也是如此。作为新闻学院的学生，他经常看到许多同学会因网络上的一些负面消息而愤怒，甚至情绪十分激动。但他认为，很多同学在评论转发时并未确认消息的真实性，一时的过激情绪会让人失控，而辟谣信息却往往得不到关注。
较高消费水平推高就业期望，过高的预期薪酬使就业单位望而却步
作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大学生在消费市场上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那么，北京大学生的消费水平到底如何?
团北京市委的调研报告用具体的数字作了回答：一个北京大学生平均每月的消费支出是1481元。具体来看，消费800～1600元的占56.05%，800元及以下的占21.69%，1600～2400元的占14.48%。
报告称，除了吃饭等日常硬性支出外，社交、娱乐、购物等非必要支出占有较大比例并呈上升趋势。课题组综合分析认为，与其他青年群体相比，北京大学生的月均消费水平普遍较高。
大学3年来，王可每周都要用手机app记录自己的消费情况。尽管没有详细到“一瓶水”，但几乎所有超过20元以上的开支都有记录。app数据显示，王可平均每月的生活费在2100元左右。
和不少女同学一样，购物是王可最主要的支出。“其实，女生平常吃饭、零食等消费都不高，钱主要还是花在买衣服和化妆品上。”王可并不喜欢在淘宝上买衣服，一方面质量不好，另一方面也怕有“二手货”。因此，她喜欢在商场里选择一些普通牌子，“但北京物价确实稍高，所以这方面花费会多一些”。
此外，社交聚会是王可第二大支出项目。对于身为“社团活动积极分子”的她说来，避免不了要和社团里的伙伴们外出聚会。虽然聚会都是aa制，但根据她们平日的选择来看，每人50元是比较适中的聚会标准。
谈到经济来源，王可说，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都是父母给的。但令她自豪的是，她每周会有一天在校外一家广告公司做行政助理兼职，一个月大约有600元的报酬。
这一点也符合调研情况。调研数据显示，在校大学生一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家庭往往是其主要经济来源。83.33%的大学生靠家庭支持，5.45%的大学生靠奖学金和助学金，4.47%的大学生靠校内勤工俭学。此外，33.96%的大学生校外兼职收入占了经济来源的90%以上，校外兼职收入是大学生第二大经济来源。
然而，课题组发现，高昂的生活成本带来的问题是：它作为一大因素推高了大学生的预期薪酬。根据调研结果，大学生对于第一份工作的预期薪酬平均为6668元/月，而xx届高校毕业生的初始平均月薪为4746元(引用数据)，相差近两千元。
课题组分析判断，过高的预期薪酬使得很多单位对录用大学生望而却步，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
调研报告显示，对于就业，大学生普遍希望留京工作。他们倾向于收入高、工作环境好的外企或国有性质单位，近半数人不愿意去西部和基层工作。
与就业期望值高相对应的是，大学生对于自身知识和能力储备相对不足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在造成就业困难原因的调查中，选择比例较高的为“期望值太高”和“知识能力储备不够”，分别占22.73%和21.47%。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当下最热门的创业，大学生总体持肯定态度。具体来看，62.32%的大学生认为创业是一种积极的职业观，但也有27.69%的大学生认为只有少部分的人能够成功，表现出了他们对创业失败的担忧。
追求个性但不放弃集体，对于社会公平问题并不盲目
追求个性无疑是当今大学生最主要的特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集体。一个乐观的现象是：他们非常注重“同辈圈”。
前段时间，微博一个很火的话题 “感谢室友不杀之恩”，用于调侃由于个性问题带来的宿舍矛盾。郑力发现，虽然每一次“惨案”发生总能在微博上激起讨论和关注，但他依然认为，这是再极端不过的案例。
在郑力眼里，“舍友之间避免不了一些摩擦和矛盾，但大家基本睡一觉起来又继续打游戏，丝毫不受影响。尽管现在每个人都特‘个性’、‘另类’，但当处于宿舍、班级这样的集体时，我看到的，多数同学都能适应其中。”
郑力的想法得到了调研数据的支持。调研报告称，大学生交往人群相对较为固定，且交往密切的群体主要是同学和舍友。其中，在交往比较密切和非常密切的人中，同学占88.3%，舍友占93.5%。可见，大学生具有良好的宿舍关系，逐渐形成拟亲人的同学关系，对于大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于“您的朋友中最多的是哪一个类别”的问题上，回答同学的占87.9%。对比其他青年群体回答同学的比例，国家**和事业单位青年为83.5%，市属*政**和事业单位为77%，高校青年教师为77.2%。课题组由此发现，大学生群体和与之对比的几类青年群体，大学同学和室友已经成为他们结交朋友的第一选择，而大学阶段更成为其未来形成稳定的朋友圈的重要时期。
王可认为，90后乃至95后，虽然有着时代带来的个性化特征，但是，“大家都是成年人，不会像高中时那样不懂事，因为一些小的观点分歧去孤立某个同学。相反，如果有同学‘游离’在集体之外，反而班干*会主动去了解和帮助他。”
她还说，现在社会上给90后贴上“问题”标签其实很不公平，其实90后不仅“玩得好”也“靠得住”。他们对于许多重要问题会理性、客观地解读;他们追求个性却并不盲目。对此，调研报告也提到，大学生关注社会公平问题。有48%的大学生认为收入高的人应该缴纳更多的税。调研组认为，这反映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于社会公平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不盲目。
此外，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对于十八大以来*的领导集体持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关注治国理政思想、*的政策方针，有近60%的大学生“非常想加入”或“想加入”***，超过85%的大学生以身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对国外文化产品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认识和判断。
关于中国梦，超过半数的学生表示“非常了解”和“比较了解”，近75%的大学生认为中国梦一定能实现。
第5篇 2019年北京青年大型调查报告：志愿者学历整体较高
王英姿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这类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即使她不知道也会掏出手机打开导航。她刚来北京读大学时就成为了一名志愿者，最难忘的是本科毕业后去四川支教一年的经历。平日里会留意志愿者的招募信息，时间合适就和小伙伴走起。
她爱公益、爱行动、不爱冷漠，爱挑战、爱拼搏。在朋友圈里她会晒支教日记和孩子们的笑脸，最重要的是，从不晒包包。
团北京市委进行的“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就关注到了像王英姿这样的青年志愿者。截至xx年3月，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青年志愿者有近130万人，占据北京志愿者总数的半壁江山。
志愿服务的“北京范儿”
“被质疑志愿服务动机?肯定遇到过!”曾任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元方告诉记者，上大学时就有人质疑她是为了加学分，工作后参与志愿服务被人说是好出风头，“但真的都是少数，大部分人听到我的经历都会说，好赞!”
对于参与志愿服务的动机，课题组的调查揭示，59.1%的受访者选择了“奉献爱心”，37.2%的受访者选择了“积累实践经验的需要”。同时，在志愿者应具备的素质方面，66.5%的受访者认为最重要的是有“乐于奉献的志愿精神”。课题组认为，“奉献”成为北京青年志愿者的关键词。近四成受访者选择积累实践经验，跟青年的角色十分相容，表明志愿服务是认识社会、了解社会的窗口，通过志愿服务经历来获得成长也是青年内在的发展需求。
让元方感到骄傲的时刻通常出现在假期回老家，留在家乡的同学听她说起志愿服务经历时会“点赞”，但觉得“不是一路人”。甚至有同学在听她说喜欢“做公益”时回了句“你手真巧”。“他以为是做工艺品啊，这在北京绝不会发生，感觉‘志愿服务’挺普及的，因为它代表着北京范儿!”
元方周围的朋友基本上都参与过志愿服务，她曾和大学宿舍同学利用寒暑假去西部支教，也在xx年北京奥运会时成为“鸟巢”的一名志愿者，用微笑共同打造了北京名片。根据团北京市委对3.5万多名在京青年调研数据显示，在问及“你最希望参加哪些活动”时，选择“志愿公益活动”位于前列;在问及“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方面，选择同意的占79.8%;在问到是否认同“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会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时，选择同意的占76.7%。
调研分析认为，首都青年高度认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高度接受和认可志愿服务活动。这大概就是让黎肖乐觉得“骄傲”的“北京范儿”吧。
志愿服务遵从内心驱动
在很多对志愿服务持观望态度的人看来，向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并非易事。究其原因，有人认为做志愿者是“有钱有权的人才做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这项针对北京青年志愿者的调研恰恰与以上结论相反。
真的是有钱人才能做志愿者吗?数据显示，在收入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4.5%;收入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的占36.8%;收入在3000元到5000元之间的占20.6%;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18.1%。而xx年北京市职工月均工资是5793元。
非得是有权的人才能参与志愿服务吗?数据表明，工作职务方面，剔除在校学生数据，其中“办事人员”占26.9%，“专业技术人员”占22.3%，“一线工作人员”占18.8%，“单位负责人”仅有3.7%。
调查显示，大多数青年志愿者是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收入和职位不高。这与西方国家志愿者普遍“有闲、有钱”的情况有明显差异。
对于青年志愿者的非京籍青年所占比例，调研发现非京籍青年占34.1%。调研分析认为，志愿服务是外地青年融入北京、认知社会、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途径。加强青年志愿者工作是推动社会融入、组织重构的有效途径。推动不同青年群体之间的融合，对于构建新型的青年社会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志愿者学历整体较高
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志愿者王英姿细细梳理了一下自己青春里的那些事儿：“怀念青春时，绝对不能不提志愿服务。”
真正参与志愿服务是在王英姿读大学时。去四川达州宣汉县支教，还成功举办了一台关爱留守儿童的晚会。大学里连续3年都是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志愿者。本科毕业后加入研究生支教团，重返宣汉支教。这些志愿服务经历被她形容为“到了80岁想起依然会微笑的事”。
“不管你来这个学校之前是否了解志愿服务，一进大学，最大的社团就是青年志愿者协会，周围会有一批参与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你也会受到感染啊。”王英姿告诉记者，在她的母校中国传媒大学，志愿服务经历是每个同学的必修课。
这一点和调研情况相符。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参加志愿服务年龄方面，选择在18~24岁之间的占46.7%;其次是15~17周岁，占27.7%;14周岁以下的占16.3%。在25岁之后首次参加志愿服务的仅占10.1%。
志愿者的参与经历大多是从中学和大学本科阶段开始，课题组分析认为，学校阶段是培养志愿服务意识、发展注册志愿者队伍的关键时期。从另一角度也说明，针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走向社会的青年，志愿工作的力度和覆盖面还有待加强。
像王英姿这样读了研究生依然对志愿服务抱有热情的青年群体不在少数。在调研中发现，拥有本科(含双学位)学历的占56.1%，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14.4%，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84.7%，青年志愿者学历层次普遍较高。
做志愿者不只是为“点赞”
调研组在问到“参与的志愿服务涉及哪些领域”时，全体受访者中有47%选择“社区服务”，有41%选择“环境保护”，39.1%选择“大型赛会”。调研组分析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的领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多元化特点。社区、环保、大型赛会等三类志愿服务参与率较高，这与北京的城市发展水平和功能定位密切相关。
值得注意的是，调研组进一步揭示，虽然服务领域多元可喜，但相应的培训却不足够。在一对一探访中发现，志愿者十分关注岗前培训，很多受访对象认为这是志愿者应该享有的权利和保障之一。但在培训时长方面，有18.1%的受访者表示从未参加过培训。大多数针对志愿者的培训集中在 “30分钟到1小时”，占30.1%，选择“1个半小时以上”的仅有29.4%。
在志愿服务培训形式方面，选择“为所有岗位的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理念为主的通用培训”的占32.9%，选择“针对具体志愿服务岗位进行岗位培训”的占30.8%。调研发现，由于培训力度直接影响志愿者服务效果，广大青年志愿者对培训的需求反映强烈，亟须掌握助老、助残等方面专业技能，进而更好地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服务。
作为曾经的志愿者、现在的北京科技大学指导老师，于群也有自己的担忧：“大多数孩子热情有余，但没有坚持。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只是一时冲动，是一次性的，体验一下就完事。”
调研数据显示，在参与志愿服务的频率方面，“不定期参与”的是常态，占48.2%。在每年参与志愿服务时间方面，选择“在50小时以下”的占56.4%;选择“50~100小时”的占31.6%;选择“在100小时以上”的比例较低。课题组认为，北京青年志愿者平均服务时间整体偏低，志愿服务频次不高、时间不长，常态化程度偏低。
“都说志愿者是北京的名片，名片是需要随时揣在兜里、常常拿出来的，是必备。”于群希望他的学生能把参与志愿服务当成一种常态、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秀在朋友圈里、为吸引点赞的一张照片。
第6篇 关于北京市卫生和环境状况调查的社会实践报告
关于北京市卫生和环境状况调查的社会实践报告
_____年来的卫生发展状况，我和刘宇慧同学相继走访了北京市延庆县石合营社区居委会，和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政府卢沟桥街道办事处，及一些餐厅，如新城服务楼。天外天烤鸭店等一些相关的单位和社区。通过这些单位和社区的走访，我们已经调查了居民健康教育状况，城区除四害，及爱国卫生运动的实施状况，餐饮业的卫生状况。
在这一项调查工作中还是比较顺利的，基本上我和刘宇慧同学都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大多说情况都能顺利的了解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我想也是因为我们选择的单位大多数均为我们所熟悉的吧。
在《国家卫生城市标准》实施具体实施情况的调查中，我走访了海淀区卫生局了解情况，但在调查初步就被相关人员以"这一情况归环卫局管"的理由拒绝了我的调查，因为只有一份介绍信，当我再去环卫局时又被以证件不符合标准的理由没能进行调查，而且态度很不好，让我十分反感。我只得回到所在地区的居委会搜集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料汇总了一份调查报告。除此之外，这一项工作的调查都是我们这几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如此而已。
第7篇 关于北京中小学青年教师大型调查报告：“园丁情结”对冲“职业压
张悦是北京某小学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她的qq签名是：“1个和40个。”
1和40可以大致描述出张悦的生活轮廓。
白天，对于班里的40个孩子来说，张悦是那1个地地道道的“头儿”，她要统领他们在学校的全部生活，还要保证他们的安全。
下午放学，当把每个孩子送到家长手上时，家长们总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她，对于这些孩子背后的40个家庭来说，她背负着40份“希望”。
到了晚上，张悦从面对40个人变成了面对1个人。她还是一个四年级小学生的妈妈。跟所有的妈妈一样，她要为孩子的晚饭操心，还要专门拿出时间花在孩子的学习上。
虽然刚刚步入而立之年，但张悦常常觉得有些力不从心，她知道要想更好地面对那40个孩子和家庭，她还要读更多的书、还要付出更多的心血;她也知道要想更好地面对自己的那1个孩子，她应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至少晚饭不能经常吃速冻食品。
张悦是北京中小学青年教师中极为普通的一员。权威统计数据显示，截至xx年底，北京市普通中学和小学35周岁以下专任教师共有47926人。
那么，张悦这1名青年老师与那4万多名老师的生活状态是否相似呢?北京的年轻中小学教师究竟是什么样的?
xx年前后，共青团北京市委成立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课题组，对北京市普通中学和小学35周岁以下47926名专任教师进行了调查。
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原则进行取样，16个区县总计发放问卷2396份。以16个区县为单位，每个区县抽样的总量即为中小学青年专任教师人数5%的总数。为确保取样全面，在确定全市抽样总数、各区县抽样总数的基础上，按照各区县不同学校类型随机抽取学校发放问卷。收回有效问卷2244份，有效样本量总计2244个。
课题组发布的调查报告中的描述和分析主要基于本次大调研的样本数据，同时也结合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布的xx～xx学年度北京教育事业发展统计概况。
工作是青年教师压力的主要来源 但62%的教师仍喜爱这个职业
调查显示，近六成的受访教师表示压力大，其中43.8%表示“压力较大”，13.1%表示“压力非常大”。
具体来说，调查显示，46.5%的受访教师表示，工作是其主要压力来源。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北京教育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基本清晰。现在改革的成败与效果与一线教师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密切了，而方案设计得再完美也需要由具体的操作者实现。不少教师的压力就源于此，“就拿减负来说，以前我可以通过让学生练习来达到巩固知识的目的，也可以通过练习来迅速找到学生在知识掌握上存在的问题。”张悦说，现在市教委对作业量有了明确的规定，虽然批改作业的量小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如何更好地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这个压力远比多判几份作业大得多。
调研显示，对于这样的压力，有些教师处于承受极限的边缘。调查中，11.5%的受访教师表示不太能承受，1.1%的受访教师表示根本承受不了。
虽然工作是让青年教师产生压力的最大原因，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对这份工作的喜爱，调查显示62.0%的受访教师表示喜爱这项工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调查同时显示，教师对工作的满意度随着年龄的增加也在降低。可以看出，随着教龄的增加，教师的职业倦怠日益凸显出来，需要引起教育管理部门的重视。
朋友圈=同事+家人 青年教师的社交圈较为封闭
调查显示，在中小学青年教师群体中，有一半以上的受访者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群体，而那些参加了组织群体的受访者中，有44.6%的受访教师从不参加活动，36.0%的受访教师表示偶尔参加活动。这表明，绝大多数青年教师日常不参加组织群体的活动。
那么他们的日常生活怎么过呢?
调研报告称，58%的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其中每天工作10小时的为27.6%，11小时以上的为17.8%。“我每天早上6点半就离开家了，而晚上一般在18点之后到家。”张悦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一直以来被誉为“园丁”和“灵魂工程师”的教师群体都是奉献精神的代表，在年轻一代的教师身上仍然能看到这种精神。
那么，离开学校后这些青年教师都做些什么呢?
调查显示，一半(50.5%)的受访者会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上网，还有近三成的人会“带小孩/教育子女”(29.7%)、看电视(29.3%)，“睡觉”(25.9%)和“做家务”(20.7%)的也不少。
课题组认为，无论受访者只做其中的一项还是做其中的几项，可以肯定的是，这些青年教师是比较“宅”的，他们下班之后的活动主要是在家中完成的。
同时，调查还显示，在遇到困难或紧急情况时，他们的“援手”也多是身边人，“家人及亲戚”给予的帮助最大，比例超过3/4(75.8%)，其次为朋友(12.4%)和同学(5.6%)。由此，可以推知，北京的这些年轻教师们不仅比较宅，而且他们的“朋友圈”也不宽泛，青年教师通过实体组织进行社会交往的频率较低，而与家人、朋友和同事的交互较为紧密。
“家庭—学校”两点一线的活动主线，再加上熟人构成的朋友圈，可以说，中小学青年教师的日常生活是较为封闭的。
随着网络的发展，现代人的生活空间往往要分成“线下”和“线上”，中小学青年教师群体也不例外。
调查显示，受访教师中，每天上网时间在0.5～2个小时的最为集中，比例占61.4%。他们中有1/3(33.3%)会在朋友圈里疏缓情绪。有41.3%的受访教师有过在博客、论坛中所发文章或帖子被大量转载或回帖的经历，24.0%有过在微博中评论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吸引大量网友关注的经历;7.7%的受访教师表示自己制作的视频被大量下载或浏览。
由此可见，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交往相对封闭的青年教师，在网络中相对更加活跃些，他们往往会积极表达态度，且能够用公共行为准则进行自我约束，具有一定的网络影响力。
教师群体充满正能量 超八成相信“奋斗成就人生”
虽然不少青年教师抱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累”、“压力大”，但其实，他们的内心还是充满正能量的。
调查显示，84.1%的受访者对“奋斗成就人生”的观点持同意或非常同意态度，74.6%的受访者对“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的观点持同意或非常同意态度。在调查中，仅有不足1/4(24.9%)的人对收入满意，但仍有61.6%的受访教师表示“如果待遇会进一步提高，愿意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有17%的受访教师表示热爱这项工作，工作是一种享受，愿作为终身职业工作下去。可见，即便该群体的收入满意率较低，但大部分受访者对教师这一职业有较为深厚的情感。这也表现在他们跟学生的日常互动上。调查显示，有39.1%的受访教师表示每天至少与1名学生交流，47.6%的受访教师表示每周至少与1名学生交流。同时，有73.7%的受访教师表示是在课间休息时或课后与学生聊天;12.6%的受访教师表示是专门找时间与学生沟通。这说明，中小学青年教师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与学生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显著高于高校青年教师等其他群体。
面对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大多数的教师的态度也是非常积极的。58.2%的受访教师表示接受过系统培训，主动适应改革;34.7%的受访教师表示迫切需要学习，怕不适应改革。对于城镇教师是否愿意调动到农村学校进行工作，有39.2%的受访教师表示愿意;对于未来职业发展，有74.3%的受访教师表示是加强学科专业化学习，成为学科骨干和带头人。
第8篇 北京大学商事制度改革调查报告
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年多来效果显著：商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
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xx年会分论坛“政商关系新生态”在海南博鳌召开。
新一届政府将高压反腐推向常态化，与之相伴的是政府大力推进简政放权、转化政府职能。政商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下称“北大社调中心”)新近完成了《商事制度改革与小微企业发展评估报告》(下称“报告”)，报告称：“已经实施一年整的商事制度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简化注册程序，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化，这一改革正在重塑政商关系。”
显而易见的是，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不仅成为“双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新引擎的助推器，更站在了推动政府配套改革的“风口”上。
长期关注政府职能转变的北大社调中心主任李强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如果能够在商事制度改革现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改革，深化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实现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将可能实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以来最具制度建设意义的突破，从根本上促进法治化、服务型现代政府的建设。
商改成果是否经得起检验?
3月20日，国务院总理xx在国家工商总局考察时强调，工商部门站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革第一线，当前商事制度改革还在进行时，创业创新还有许多束缚，要持续发力，让市场活力和改革红利更加充分释放。
xx年3月1日，作为推动“双创”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商事制度改革在我国全面实施，新版营业执照正式启用，工商登记制度其他改革也将逐步展开。被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正式上线。
注册资本由实缴改为认缴、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企业年检改年报公示等多项措施全面铺开。从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数据看，这一改革成效明显。
商事制度改革一年来，成果是否经得起检验?北大社调中心历时4月交出了长达五万字的第三方评估报告。
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抽取100个区县，在这些区县xx年3月~xx年11月期间注册的xx万资本以内的企业和个体户中，随机抽取7026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
调查组向《第一财经日报》提供的调查数据和资料显示，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年多来效果显著：商事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但地区间存在一定差异。从去年3月1日到年底，东部地区月均新增注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52%;西部地区月均增加21%，中部地区月均增加9%。
同时，商事制度改革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简化企业注册程序，降低注册资本;有效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服务型政府和*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切实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xx年3月商事制度改革后，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与xx年同期相较，同比增长61%。可以看出，改革受益最大的是注册资本规模在10万元以上的小微企业，这类企业改革后大量涌入市场，其增长幅度远远超出其他注册资本规模的市场主体。
与此同时，报告给出建议：要继续深化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经营许可审批制改革;进一步完善商事制度改革涉及到进一步深化政府职能转变和综合改革的问题;继续深化推进企业信息平台建设和信用公示监管制度;加大对小微企业扶持政策的宣传，切实推进相关政策落实;探索建立第三方评估的长效机制。
未来配套改革是关键
李强向本报记者介绍，调查中发现目前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配套改革，形成统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真正让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举例而言，“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是商改一项重要内容。
这项改革的作用在于：创业者只要到工商部门领取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从事一般性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果要从事需要许可的生产经营活动，再向主管部门申请。在等待许可期间，创业者可以着手开展一些筹备工作，这就为企业先期发展争取了时间。
但要进一步深化推进改革，不仅需要工商管理部门全面落实已出台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各种许可证的办理程序更为简捷透明。
“尽管工商管理部门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的进展比较平衡，但调查显示，企业办理各种许可证的难易程度在各地的状况并不平衡。如何能以制度化方式保障各种许可的审批和注册制度改革同步进行，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综合设计和考虑的重点。”报告称。
商事制度改革已经一年，xx年要深化这项改革，实现“三证合一”是任务清单上重要的一项。被视为“硬骨头”的“三证合一”改革更将直接考验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
辽宁省沈阳市是“三证合一”改革的试点地区之一。其试点的办法是建设全省统一的“三证合一”综合登记业务平台，由工商部门统一受理申请材料，内部流转到国税、地税、质监等部门。
辽宁省工商行政局注册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冰向《第一财经日报》介绍，过去工商、国税、地税的登记业务分别通过各自的信息化平台办理，而质监部门组织机构代码登记则通过质监总局业务系统办理。
因此，如何实现“三证合一”综合登记业务系统与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业务系统、税务登记业务系统的无缝对接和数据自动转换，需要横向和纵向各层面的支持。
“目前，在辽宁试点地区几家单位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进入操作阶段。工商通过综合业务平台自动将数据发送至国、地税和质监部门，避免各部门再手动录入数据，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保障数据的准确性。”李冰介绍。
形成统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是多地试点的共同选择。一些较早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地区通过成立“商改办”或“领导小组”等机制统筹商事制度诸方面的改革和监管制度的改革，探索出一些基层政府职能综合改革的经验。
比如在率先试点的广东东莞市设立了市属“商改办”，将政府30余个部门统筹在一起进行配套系统改革，对政府综合职能转变形成倒逼机制。
李强向本报记者坦言，商事制度改革效果与政府其他部门的改革配套措施息息相关。商事制度改革绝非孤立的工商部门改革，如果想切实收到改革成效，最大限度地发挥改革红利，需要政府其他部门进行配套改革，特别是后置审批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附录：商改调查报道稿(北大)
转变政府职能激发市场活力
—商事制度改革与小微企业发展的调查报告
xx年2月7日，国务院公布了《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从xx年3月1日起全国正式实施商事制度改革。为了考察一年来商事制度改革的情况及其对企业与社会的影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最近完成一项对商事制度改革与小微企业发展的调查报告。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从xx年3月-xx年11月期间注册的xx万资本以内的企业和个体户中随机抽取7026个样本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改革前企业的接触样本量为2600个企业，改革后企业的接触样本量为2586个企业，改革前个体户的接触样本量为920个企业，改革后个体户的接触样本量为920个企业。问卷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注册体验、对商事制度改革的评价以及企业运行状况等。在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调查组还选择若干城市进行实地调研，与当地的工商管理局和小微企业业主举行座谈，了解基层商事制度改革的具体状况。实地调研地区既包括全国最早进行商事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也包括与全国范围内推行商事制度改革同步的地区。此外，调查组还将调查获得的数据与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分析比较，以求微观调查数据与宏观统计数据互相补充。
这些数据和资料显示，商事制度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年多来效果显著。改革大大简化了企业注册程序，降低了企业注册所需的时间和各种费用;极大地激发了市场活力，调动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情;探索出一些“宽进严管”相结合，发挥企业、行业、社会、政府作用的监管思路。这场改革已成为政府简政放权、转化职能改革的成功范例。如果能够在商事制度改革现有成效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配套改革，深化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实现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将可能实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以来最具制度建设意义的突破，从根本上促进法治化、服务型现代政府的建设。
一、激发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
商事制度改革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迅速发展。数据显示，xx年3月至11月，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1004.71万户，同比增长16.65%，其中，新登记企业286.62万户，同比增长53.99%。
尽管在全国范围内商事制度改革对市场主体的增加有明显刺激作用，但地区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去年3月1日到年底，东部地区月均新增注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数量52%;中部地区月均增加30%，西部地区月均增加21%。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与各地推行商事制度改革的时间和进度有一定联系。特别是在作为改革试点先行试验商事制度改革的广东部分地区，效果更为明显。以调查组进行过专门实地调查的东莞市为例，自xx年5月开始实施商事制度改革试点以来，降低了准入门槛，激活了市场活力，商事登记改革前，全市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约43万户，改革后市场主体数量出现爆发性增长，目前已突破60万户，改革的效果十分明显。
市场主体的发展对促进就业贡献显著。根据统计，截至xx年底，全国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实有2.5亿人，比xx年底增加3117.66万人，增长14.26%。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以及服务业成为吸纳新增就业的主渠道。
商事制度改革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在xx年3至11月之间全国新登记注册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中，第一、二、三产业的数量分别为1.65万户、5.37万户、39.93万户，同比增长51.85%、5.3%、20.67%，第三产业的增幅显著高于第二产业。在第三产业中，从事科技推广和应用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艺术业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比重分别上升了1.3%、0.5%、0.4%。
二、简化注册程序，重塑政商关系
此次调查以问卷的方式了解小微企业与个体工商户的注册体验，发现商事制度改革简化了办理营业执照的程序和要求，大大缩短了市场主体获取营业执照的用时。调查数据显示，改革前注册的小微企业一个月内拿到营业执照的占63.86%，而在改革后，有87.45%的小微企业在一个月内拿到营业执照和其他许可证。个体工商户的状况也大致相似。改革前一个月内办齐所有证照的个体工商户占77.55%，而在改革后，这一比例达到90.17%。
这次商事制度改革的关键之一是营业执照与经营许可审批相分离，取得营业执照和办妥所有许可证或审批是两个不同的过程。调查显示，仅就办理营业执照而言，改革后所需的时间已大大缩短。根据实地调研和调查问卷的结果，近半数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反映可以在5天内完成注册登记，绝大部分企业可以在三周内完成这一程序。
企业注册后获得相关审批和许可证的难易程度及所需时间，在不同地区存在一定差异。在一些较早进行商事制度改革试点的地区，已经建立起比较成熟的企业登记注册“一条龙”服务体系，由工商局牵头或设立专门机制统一协调企业注册和办理各种手续，极大地提高了登记注册效率，方便了企业注册。但在不少地区，各种许可证或审批手续的办理仍然复杂而费时，尤其是生产、加工、餐饮等门类的企业所需的环境、消防、卫生许可等证件，办理过程耗时费力，有时难度颇大。这里既有各部门监管的实际需求，也有各部门如何建立统一协调机制的问题。
商事制度改革不仅缩短了注册时间，也降低了注册成本。调查结果显示，改革前注册的小微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所需的平均费用为723元，改革后的平均费用减少为272元。改革前小微企业不需支付费用就能办好营业执照的占53.76%，改革后这一比例增加到71.71%。个体工商户改革前不需付费即可办理营业执照的占42.81%，改革后占66.82%。
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看，商事制度改革通过取消或后置行政审批，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实现了工商管理部门的简政放权。政府将应由市场担负的职能交还给市场和企业主体，政府的职能向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转化。
政府职能的这种转变提升了政府的透明度，改善了政府形象，提高了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在回答企业注册体验方面的问卷时，小微企业对工商管理部门工作人员服务态度表示满意的比例从改革前的73.1%上升至改革后的84.1%，个体户的满意率从改革前的69.9%上升至82.8%，个体户对工作人员的不满意率从改革前的13.7%大幅度降至1.3%。同样的趋势也反映在对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的评价上面，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对工作人员办事效率的认可满意比例从改革前的70.5%和70.3%上升至80.2%和79.3%。
三、转变监管思路，实行“宽进严管”
商事制度改革将工商管理部门及其他政府部门对企业的管理方式从注册前的审批转变为事中事后的严格监管，对管理部门的监管工作提出新的挑战。为了保障健康的市场秩序，工商管理部门正在探索对市场主体实行“宽进严管”相结合的新思路。
在新形势下加强“严管”的诸多举措中，最具制度创新意义的是强化信用约束机制。《国务院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发布以后，《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及配套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出台，构建了以信用监管___新型监管体系。
在实地调研过程中，由于信用约束系统仍处于初期运作阶段，它在监管中的作用尚无法作出评估。不过，一些较早作为试点的地区已经借助政府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形成众多政府部门和相关社会机构监督的网络平台，在企业监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地区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目录，分为企业基本信息、审批许可资质信息、违法违规不良信息、表彰奖励信息等类，建立了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黑名单、信用分类监管和退出机制等信用约束制度，并由工商管理部门牵头，将信用约束制度推广至各监管部门。各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分别出台标准，对未按规定履行信息公示义务或有其他轻微违法行为的市场主体纳入经营异常名录，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纳入“黑名单”，明确相应的惩戒办法。
在调查问卷也设计了专门的问题，了解企业对于这些新监管措施的看法。数据显示，接受调查的小微企业和个体户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年检”改为“年报”的改革增强了企业的自律。其中小微企业认为该项改革增强了企业自律的约有三分之一(37.05%)，个体户则不到五分之一(17.15%)。约有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建立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设置“异常名录”、“黑名单”等信用管理方法能增强强企业的自律。其中44.82%的小微企业认为该项改革会增强企业自律，个体户的比例则为8.98%。此外，25.08%的小微企业和17.26%的个体户认为给企业发放电子营业执照并要求企业在网络展示营业执照会提高企业的公信力和自律。
四、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政府配套改革
在调查中发现，目前商事制度改革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实现配套改革，形成统一的机制，统筹政府相关部门，协同落实商事制度改革，真正让企业享受改革红利。
商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不仅需要工商管理部门进一步全面推进已出台的改革举措，也需要各种许可证的办理程序更为简捷透明。从目前掌握的资料和数据看，工商管理部门在商事制度改革方面的进展比较平衡，效果比较明显，但企业办理各种许可证的难易程度在各地的状况并不平衡。如何能以制度化方式保障各种许可的审批和注册制度改革同步进行，是下一步改革需要综合设计和考虑的重点。
另一方面，商事制度改革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将建立健全新型市场监管体系的任务提到更重要的地位。目前已经实施的企业综合性信息监管平台的建设为企业监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如何充分发挥信息监管平台的作用，特别是综合利用政府各部门甚至相关社会经济部门关于企业的信息，强化社会对企业的监督以及企业的自我约束，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从xx年3月开始实施的商事制度改革既是工商管理部门转变职能的重大举措，也可以作为政府相关部门职能转变和综合改革的突破口。一些较早进行商事制度改革的地区通过成立商改办统筹商事制度诸方面的改革和监管制度的改革，探索出一些基层政府职能综合改革的经验。如能对这些经验进一步总结提高，并在全国更大范围内推广，便可能以商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综合改革，从而在现代政府建设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