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调查报告
i.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进步过程中必须面对的现实，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时，标志着该地区或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正式进入老龄社会。而贫困老龄化是指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人口结构并不是依靠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导致的生活水平提高而进入老龄化社会，相反，却是依赖强制性的人口政策降低人口生育率和人口死亡率从而使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趋增大。这是一种与西方发达国家完全不同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方式，我国只用了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要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过渡，这并不能正确反映我国经济发展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关系。截至xx年11月1日零时，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总人口为130628万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为14408万人，占总人口的11.03%，与xx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了0.67个百分点，而其中大概有8500万人生活在农村。[①]因此，贫困老龄化问题主要发生在人口众多的农村，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排列第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速度又是城镇居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几倍。[②]人口老龄化，尤其是贫困老龄化问题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国家政策制定等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同时，由于人口贫困老龄化产生的农村养老问题向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提出了越来越紧迫的要求。老龄化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使其成为制约各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球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6.29亿，平均每10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平均每5个人中就有一位60岁或60岁以上的老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接近20亿，超过14岁以下儿童人口的总数。到2150年，每3个人中就将有一位老人。[③]日本现有人口将近1.277亿，其中65岁以上的人占19.5%，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日本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迟到65岁以上，出现了职工超年龄负荷工作的现象，日本的老龄职工占总职工人数的7.4%，这使得这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养老保障资金吃紧。在法国，近年来虽然总人口数在不断上升，但人口老龄化趋势还是在不断加强。截止xx年1月1日，法国本土人口达6020万，如果加上海外领地和海外省的人口，法国人口总数超过了6200万，而7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约占人口总数8.7%，是1962年时的两倍，与此同时，20岁以下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从1962年时的32.2%降至23.8%。这只是几个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实例，各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都到了非控制不可的地步。
为了了解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形成的原因以及当代农民生活的现状，为解决现阶段的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提供一些建议，笔者于xx年7月20日至8月5日走访了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山门镇路边村的十几户农民家庭，对农民的家庭收入和支出、老人的养老情况、生活现状进行了调查。此次调查主要是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主要的调查对象都是60岁以上老人，受到文化水平和视力条件的限制，笔者就通过问询的方式记录下了主要的调查参数。同时，由于该村村长外出的原因，就只能通过电话访问的形式了解了当地主要的经济状况和人口结构。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考虑到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模式，而儿子又是赡养老人的主要承担者，因此选取了老人的儿子在家务农、外出务工、在本地务工以及儿子还在上学等几种家庭的类型作为调查对象，而在儿子外出务工的家庭中，又选取了儿子收入高低不同的家庭作为样本，主要是想反映不同的赡养能力是否对老人赡养状况存在差距。由于此次调查的人力、物力、财力有限，因此就没有进行大样本的调查，只是抽取几个代表性样本进行调查，但这并不影响调查报告的参考价值。
ii.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被调查地区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
路边村位于湘西，距离省城长沙380公里，距离洞口县城26公里，离广东800多公里，近年来，湖南省加强了道路交通建设，320国道和即将开通的邵怀高速公路从洞口县经过，但路边村因为离县城位置较为偏远，并没有真正享受到交通便利所带来的好处，但对于该村外出务工人员来说还是大大方便了他们的出行，节省了时间和经济成本。路边村坐落在雪峰山[④]脚下，翻越雪峰山即可到达怀化市溆浦县，因为四面环山，森林绿化较好，该地区自然气候宜人，盛产柑橘，柑桔是该地区主要的经济作物，但近年来由于该地区不注重柑桔品种的改良，传统柑桔受到了改良后的新品种的严重挑战，并因为价格低*、口感欠佳，加上交通运输不便，使该地区的柑桔缺乏竞争力而渐渐退出市场。桔农的种植积极性大大受挫，原来用来种植柑桔的土地都换种其它的农作物。据统计，xx年该村柑桔种植面积228亩，到xx年已减少为62亩，种植面积缩减了72.8%[⑤]。如今，该村种植的柑桔主要是供自己食用，流通到市场的数量极少，因此，在此次调查期间，很多家庭都没有关于柑桔产量的相关数据。
路边村总人口2560人，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4.2%，是全国老年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的两倍还多。全村人均收入1948元，其中农业产值大约占21～26%，其他收入有80%来自务工收入[⑥]该村外出务工人员大约900人，主要的务工地域为广东、福建沿海省份的大中城市，在本地或本省的务工人数极少。通过调查发现，很多务工人员都是通过亲属介绍进入工厂工作，许多子女为上个世纪80年代出生的家庭由于父母年纪尚轻(均在三五岁至五十岁之间)，劳动能力较强，加上子女正是劳动壮年时期，在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后直接跟随父母或他人南下打工，从而出现了所谓的“务工家庭”，因此，也就出现了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人烟稀少，童叟相依的情景。
路边村耕地总面积1927亩，水稻是当地主要的粮食作物，该村旱地面积较少，人均不到0.4亩，旱地主要是田埂和一些小山坡，用于种植蔬菜、花生、土豆等农作物。由于湖南省位于以亚热带季风气候为主的丘陵地带，而路边村又坐落在雪峰山脚下，一年四季雨水丰沛，耕地成狭长块状分布，且面积狭小，不适于机器耕作，但现在基本普遍能够采用柴油机动力收割，这为减轻农民负担作出了贡献。此外，油菜、玉米、高粱、小麦等旱地作物也有所种植，但种植面积不大，仅仅有很少一部分家庭在收割完晚稻后种植一点点旱地作物，以喂养家禽或用于榨油。而近年来，由于粮食价格偏低，但用于粮食种植所需的农药、肥料、种子等农资物价局高不下，粮食种植无利可图，再加上劳动力大部分外流，粮食耕作辛苦劳累，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大受挫[⑦]，而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支柱，农民对农作物收入不再形成依赖，大部分农民都不再种植两季，而是改种一季稻只满足全家一年的口粮，因此出现了夏耕时节良田荒闲的现象。在笔者所调查的家庭里，有85%的农民只耕种一季稻，或种植小部分双季稻。笔者认为，良田的闲置不仅给农民带来了经济收入的减少，更是成为国家粮食减产的重要原因。此外，当地乡镇企业数量为数不多，因此并不能像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一样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营业务的乡镇企业更是屈指可数，因此，“农村产业化经营”、“改变农民收入的增长方式”对该村来说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可以肯定地说，路边村的情况只是中国农村经济状况的一个缩影，要贯彻执行中央的“三农”政策，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二、对被调查地区贫困老龄化现状和成因分析
如前文所述，贫困老龄化与发达国家的老龄化不同，主要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的趋势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由于该国经济实力有限，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老龄化人群的社会福利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医学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显著提高。通过调查，笔者发现农村的贫困老龄化问题比城镇人口的贫困老龄化要严重得多。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只是初步在城镇得到落实，而要建立农村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拥有8亿农民的中国来说也只是一个设想。
(一)被调查地区贫困老龄化问题的特点
1、贫困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据笔者的调查，路边村xx年总人口达到2560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620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4.3%,总人口比xx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2397人增长了6.8%，年均增长1.1%，高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0.63%[⑧]，60岁以上人口数与xx年的556人相比增长了11.5%，高于全国0.76%的增长水平。由此可见，农村贫困老龄化的速度要高于城市，这样一高一低，才使全国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维持在0.63%左右。到xx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处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将进入60岁的人群范围，届时，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达1.2亿。而农村是中国人口在生育高峰期的主力军，由于受到“人多力量大”等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在以手工劳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农村，能够养育更多的子女以增加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从而谋求更多的“工分”成为人们在人口生育方面的主要追求，“二老加三四个子女”的家庭模式成为普遍的家庭人口结构。在笔者所调查的十几户家庭里，受访老人的兄弟姐妹平均在三个左右，且这些兄弟姐妹要么已经年迈60或者即将迈进入60高龄，有的甚至有五兄妹之多。足以可见，农村在推动中国人口老龄化方面所发挥的重大作用。但是，中国农村农民的生活现状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龄人，他们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获得的好处也仅仅局限于基本的温饱问题的解决。由于中国的农业经济并没有得到像工业经济一样深刻的改革，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速度，无论从技术革新、制度改革还是收入增长方面来说，农村经济都不及工业经济的成效显著。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对农村的经济制度改革，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农民收入增长方式的转变也就难上加难。如此，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就不会像发达国家的老年人一样衣食无忧，贫困老龄化成为现实。此外，虽然医疗条件和医学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这只对城镇居民的老年人才是福音，因为他们可以靠退休工资、或医疗保险、或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儿女的经济支持来享受先进的医学治疗，而对于农村老年人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因而也只能“望医兴叹”。这对控制农村人口的死亡率的作用不及对城镇人口死亡率的显著。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子，80岁以上老人为61人，约占6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8%[⑨]，低于全国12%的水平，这可以说明医学技术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进步并没有为提高该地区人口寿命起到预期的作用。
2、农村的贫困老龄化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总的来说，中国的贫困老龄化是在中国经济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老龄化有着不同的成因。在发达国家，一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生产社会化、商品化和人口再生产现代化的出现而产生的。经济的飞速发展,增强了社会福利保障能力,因而生育率持续下降,而现代科技的进步,医疗条件大为改善,死亡率锐减,人口寿命延长,导致人口年龄结构逐步老化。人口的老龄化和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而在中国，人口生育率的降低是长期贯彻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在1999年中国政府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时，在70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也只有中国、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四个国家的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而当时日本的人均gdp为35567美元，美国为34047美元[⑩]，这种收入之间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年，中国的城市化、商业化和工业化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各个不同城市的面貌可以说都焕然一新，这从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价格的飞涨就可以得到证实，但根据笔者之前在农村生活的所见所闻与此次调查的对比，笔者发现，农村生活面貌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村舍依旧维持着七年以前的样子，只是多了些许新楼房，而这种房屋的翻新并不占大多数。此外，由于当地经济条件有限，该村道路多年失修而泥泞不堪、坑坑洼洼，这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准相差甚远。而在笔者调查的所有农户中，仅有三户家庭能够达到人均1000美元的水平，但仍然达不到xx年的全国人均xx美元的水平，而且在这些收入相对较好的家庭，其收入主要是家庭中的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获得，并不是依靠农业生产所得。尽管大部分家庭的主要劳动力都在广东务工，但各个家庭的务工收入却有着很大的差距。如在笔者所调查的农户里，务工年收入最高的可达30万，最低的不到2万元，[11]该村外出务工人员约有900人，占人口总数的31.2%，年龄大多在18岁至50岁之间，其中18至40岁之间的人口约占80%，因此留在家中的就只剩一些小孩和老人，由于缺乏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加上近几年农资产品价格高涨而粮食价格又偏低，农民失去了种粮的积极性，也就出现了当地由“双季稻”改种“一季稻”的状况。这不能不算是当地劳动力流失的人口结构造成的，而与此同时也是适应了人口流动发展的结果。
3、贫困老龄化引起的农村养老问题亟待解决
由于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都呈上升的趋势，而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迟迟不能建立，加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日趋严重。
(1)家庭养老模式受到计划生育政策的挑战
中国的养老模式主要是以传统孝文化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子女一般是老人赡养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家庭成为农村养老的基本单位和核心，家庭结构、家庭成员的收入水平和道德观念决定着老人的养老状况。而自从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国家加强了对农村人口的生育控制，传统的认为子女越多养老就越容易得到保障、“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养老观念受到严峻挑战，“四.二.一”[12]的家庭结构逐渐成为中国家庭的主要结构，而在农村，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一对夫妇可能会抚养一个或两个小孩。随着家庭规模的小型化、结构的简单化、核心化，不仅降低了农村家庭的养老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家庭劳动者的经济负担和心理负担，此外，社会化过程中带来的年轻人价值观和家庭观的变化，使年轻人和父母之间的代差越来越大，年轻人和老年人在生活方式和观念方面的差异，在强化老年父母独立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弱化了家庭的养老功能。随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年人的养老根基受到动摇，因此生活状况也将变得更加恶化。在笔者所调查的路边村，老人的养老情况令人堪忧。有一位近80岁的老人，领养了一个儿子，老伴因病早逝，由于伤心过度哭瞎了一只眼睛，但儿子一方面由于经济不够宽裕，另一方面也缺乏孝心，对老人的病置之不理，老人与之理论却遭到毒打致使其脑部严重受伤而时常失忆。如今，老人生活虽能自理，但已丧失劳动能力，领养的儿子一年到头分文不给老人，只负责老人的伙食，但却必须以老人为其打理家务为交换，老人苦不堪言。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据笔者调查，老人与儿媳之间的生活不和谐是普遍现象，这使得当地老人的养老保障受到挑战。有一对老年夫妇，虽然儿子在外的务工收入在当地是凤毛麟角的高收入，但对老人的赡养却只是基于基本的赡养义务给与老人一定的金钱，对老人的精神慰问却少之又少，婆媳之间的矛盾可谓日积月累，不可开交。很多老人因为养老得不到保障，70岁高龄了还要上田间劳作以维持生活。足以可见，农村的家庭养老模式对农村养老没能形成真正的保障作用，需要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完善农村的养老现状。
(2)贫困老龄化使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了难度
目前，我国城镇现养老保险体制主要包括三大块：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企业缴费比例一般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按本人工资一定比例缴费,1997年不低于4%,以后每两年提高一个百分点,最终达到8%,按本人缴费工资的11%为每个职工建立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②国家**和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主要是针对国家**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其养老保险费全部由国家或单位负担,个人不缴费,资金实行现收现付制,养老金给付以本人工资为基数,按工龄长短计发;③企业补充养老保险主要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一种雇主责任计划,单位和个人供款实行完全基金积累模式,并采用个人账户管理。应当说,我国城镇养老保险体制是比较完善的,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但在农村，基本上尚未出现养老保险体制的雏形，在调查中发现，有70%的人愿意在经济条件允许的前提下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对养老保险的观念有了改变，但由于受到收入水平的限制，在笔者所调查的几户家庭里，购买养老保险的几乎为零。而根据1999年国务院发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第三条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的征缴范围为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同时还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规定将城镇个体工商户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如此看来，占我国老年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中的老人根本不在基本养老保险范围之内,因此也就不可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村的养老保险体制存在了政策缺失。此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农村也未能得到落实。我国目前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是把城镇居民纳入了“低保”范围，根据各个地方的消费水平、收入水平不同，各地的“低保”金额也不同。在笔者所调查的地方，最低生活保障金为80元，虽然金额较少，但当地生活水平较低，勉强能满足最低生活水平，而当地广大农村的老人基本上享受不到这种政策的优惠，倒是国家对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补助政策获得了农民的好评。[13]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能在农村落实，一方面是因为国家的财力有限，而农村人口却占据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之多，这财力缺乏与人口众多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另一方面，由于农民的自产能力较强，基本上能自己解决温饱问题，而且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赡养老人方面还能起到一定作用，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没能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对解决农村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一些建议
1、正确认识农村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
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老龄化问题虽然因为国家的人口政策导致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老年人是社会的财富和资源,而非单纯的消费者。虽然农村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但他们仍然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在子女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老人就成了家庭生活和农田劳作的主角，他们年迈高龄却还要为子女抚养儿女，这使我国现阶段呈现的总人口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急剧下降的情形得到了缓解。因此，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以孝为先的传统伦理道德，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尊老、敬老、爱老的社会氛围，充分认同老人为社会所作的贡献，使其在心理上得到一种慰籍。
2、尽快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保障为辅的全方位养老机制
如前所述，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养老的主要模式，这种养老模式的主体地位在短期内还不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有所削弱，因此，仍然要强调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并在当前形势下把其作为养老模式的重点来抓。由于家庭养老效果的好坏与子女的收入及其对老人的态度直接相关，农民增收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农民增收既是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利器也是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国家要放宽政策鼓励农民工进城就业，以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要大力宣传和发扬中国传统的孝文化，不断提高子女赡养老人的意识，只有双管齐下才能使农村老人的养老得到真正的保障。另外，不断完善和发展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主包括农村养老金制度、老年福利制度、老年服务体系以及维护老年人利益的法规在内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主要的是加强农村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农村养老保险是我国社会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明确其法律地位，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各个环节做到有法可依，以取信于民。基于养老保险制度难以在农村建立的现实，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采取不同的养老金征收制度。在经济发展较快、乡镇企业发展迅猛的江浙、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村可以采取个人自养制，即农民根据自己的收入状况购买养老保险，基本上与城镇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一样，只是在养老保险缴费额上可以定得低一点;此外，还可以实行集体辅助养老金制度，这是一种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模式是农民自己缴纳一部分养老保险金，集体补助一部分，国家分担一部分，但要采取“以个人保障为主、集体辅助为辅、国家政策扶持”的方式予以发展，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在我国的些地方进行试点，如广东中山市的农村已有105个行政村逐月或逐季或逐年向老年人发放“养老辅助金”，月均33.69元，受惠老人占老年农民的28%。[14]
3、切实采取措施,逐步解决农村老年人口医疗保障问题
医疗费用在农村老人的生活开支中占据很大的比例，农村老人都有一种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因此在日常生活上的花费不大，但一旦生病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不像城市里的老人有医保或单位报销，农村老人的医疗费用只有靠自己支付或者子女承担一部分，加上当前农民的收入水平十分有限，因此，农村老人的医疗得不到很好的保障。在笔者调查的几户家庭里，7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开支平均在400——600元/年之间，但全年的生活开支约为3000元左右，医疗开支约占开支总额的17%。因为这些高龄老人体弱多病，丧失劳动能力，而其子女也都即将跨入花甲之年，收入微薄，对老人的供养能力也十分有限，因此农村高龄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解决农村医疗保障的重点。此外，还要加强卫生宣传和健康教育，尽量减少农村老人的发病率;对农村孤寡老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等“五保”供养制度,提高供养水平;建立特困医疗救济基金，建立社会互助制度,动用社会力量提高农村老人的供养水平，使农村老人得到全社会的关注等等。以上各项提高农村老人供养水平的措施都是以国家经济稳定、健康、快速发展为背景，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托，以农民为主体才能得到落实，因此，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政府具有一定的财力，中国的贫困老龄化问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iii.小结
农村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农村经济就得到发展了，农村面貌发生的变化是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结果，但农民收入增长并不是基于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是依靠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入等其他非农收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以及城镇周边的农村，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再工业经济的带动下有了很大的飞跃，但这些地区只集中了中国农村的一部分人口，大部分农村还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农业产业化的步伐甚慢。中央已经注意到“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如今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并根据战略目标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政策。农民增收是中央工作的重点，也是解决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关键，这是一个长期而浩大的工程，它是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的一件大事。农民增收和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是相辅相成的，农民增收有利于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解决，而中国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的解决有利于农民增收。虽然农村贫困老龄化问题尚未引起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但会间接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在家庭、社会、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农村的贫困老龄化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农村的老人才能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
题记：通过此次暑期调查，使我对当前农村经济形势有了大概的把握，对农民的生活现状和农村面貌有了全新的认识。“三农”问题始终是历届中央政府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历届政府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毫不讳言的说，谁能把中国八亿农民的问题解决了，那就为造福中华民族、造福全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那他就是历史的创造者，就会被载入史册而名垂千古，足以可见“三农”问题的重要性和挑战性。以xx___第三代中共领导集团已经向解决“三农”问题发出了号角，但通过此次调查，中央政府关于“三农”问题的决策并没有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农民还是怨三道四，对当前社会提出了很多不满，主要有以下几点：
1、中央政府的“三农”政策是从农民利益出发，立足农村实际而制定的，因此应该具有很强的可行性和针对性。但由于农村人口占据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而从中央决策到基层实施需要层层政府机构的作为，且政府要员对自身利益考虑得较多，对农民的利益考虑的少，中央政策的执行遇到了障碍。农民认为，当前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是民众的福祉为出发点的，应该值得高兴，但由于当前政府**贪污腐败现象严重，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好处很少，农民对中国***的执政能力产生了怀疑。如从xx年开始，国家规定中央政府给农民的种粮补贴为24元/亩，但在笔者调查期间，种粮补贴还没有得到落实，而去年的这个时候农民已经拿到了补贴，农民开始怀疑是村官或上级部门扣留了中央财政的拨款补助，因此对中央政策的执行者失去了信心。
2、粮食价格是种粮农民最关心的问题，但当前的粮食价格却一直持续低迷，据笔者调查，当前的稻谷价格在70元/百斤，相比于xx年粮食价格的85元/百斤降低了21.4%，但是，最主要的是，用于粮食种植的农资产品价格却一直走高，种植粮食的利润甚微。此外，农付产品的价格也很低，但农付产品的成本却相对较高，以养猪为例，农民卖整猪的价格为2.8元/斤，按一头猪200斤计算，卖一条猪的毛收入为560元，但一头乳猪的成本大概是65元，而一条猪从乳猪到出栏需要吃150块钱的饲料和80块钱的粮食，算下来养一头猪的净利润仅为265元，如果不是专业养猪户，不具备规模经济效应，还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力和心血，这样下来，养猪也显得无利可图，并不能作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方式。
3、农民对当前人口政策的执行情况感到不满。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在控制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近年来流动人口增多，政府对流动人口管理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很多“黑户”人口也随之增多。在笔者调查的村子，在外务工大约900人，约占总人口的35%,很多外出务工的年轻人经常是单身外出，但回来时却带上了妻儿，在其再次外出时就是全家出动了，这些在外出生的婴儿由于其父母年龄未到或是超生未能及时落户，这给政府的人口统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因此，“黑户”人口及低龄父母的现象在农村已不足为奇，而这对我国人口普查的真实性提出了挑战，不难看出，中国人口普查是含有一定的水分。
第2篇 市农村贫困人口调查分析报告
今年9月，我市组织各镇乡（街道）干*进村入户，对20**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农村贫困人口进行全面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分析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兰溪市总面积1313平方公里，辖六个街道六个镇三个乡646个行政村，20**年末全市总人口66.8万人，其中农户176239户，农业人口537821人。据调查，20**年全市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21189户54045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10.1%。其中：年人均纯收入1000元以下的有9567户22549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4.２%；100１元至1500元的有11622户31496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5.9%。贫困人口主要分布黄店、梅江、马涧和柏社等四个经济欠发达乡镇。20**年底四个经济欠发达乡镇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的有8999户25622人，占全市农业人口的4.8%，为全市贫困人口的47.4%。
二、贫困原因分析
根据调查，造成农村贫困人口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因缺少生产资金造成贫困的有2815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3.3%；
2、因自然灾害造成贫困的有43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2.1%；
3、因残丧失劳动能力造成贫困的有2138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0.1%；
4、因子女读书造成贫困的有2474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1.7%；
5、因病造成贫困的有3233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5.3%；
6、因缺少劳动力造成贫困的有1943户，占贫困户总数的9.2%；
7、因孤寡老人多造成贫困的有3858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8.2%。其中60岁以上人口4689人，占贫困人口的8.6%，贫困户60岁以上人口中绝大部分是身无子女的孤寡老人、农村的五保户；
8、因自然生存环境恶劣造成贫困的有109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5.2%。贫困对象大部分居住在偏远的行政村和自然村，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基础设施落后；
9、因自然灾害造成的贫困有43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2.1%；
10、因思想观念落后、整体素质低等原因造成的贫困有3107户，占贫困户总数的14.6%。绝大多数贫困户思想观念陈旧，小农意识较浓，依赖思想严重。贫困户中文盲、半文盲的有3299人，占贫困人口的6.1%，而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了67.6%。
从以上情况分析，因缺少生产资金、因病、因子女读书、因残丧失劳动能力和因孤寡老人多而造成贫困的有14518户，占贫困户的68.5%，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
三、措施对策
1、切实加强扶贫工作组织领导。各级*委、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年人均纯收入1500元以下低收入弱势群体的扶贫工作，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把扶贫开发工作列入本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确定专人分管负责，落实具体工作人员，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给予必要的支持和保障。继续坚持和加强部门单位联系贫困村工作，帮助贫困群众树立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决心和信心。
2、加快人口集聚和产业转移步伐。认真实施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下山移民搬迁计划，用5年时间，力争在2010年前对因自然灾害频繁、生产生活条件特别恶劣的高远山区等地区的27个行政村55个自然村1484户5282人分期分批下山转移，梯度推进，逐步实现穷人下山，富人进城的预期目标。在下山移民中的贫困农民建房、生产、就业及子女就学等方面进行重点倾斜和扶持。并积极引导和帮助贫困群众实现转产转业，组织发展来料加工、农家乐、劳务输出等非农产业，真正让下山农民搬得下、稳得住、能致富。
3、认真开展农业产业化扶贫。牢固树立“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就是发展农业，扶持农业龙头企业就是扶持农民”的理念，积极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充分发挥龙头的带动作用，鼓励企业开展结对贫困户活动，从而带动贫困农户提高经济发展能力。积极鼓励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制订优惠政策，鼓励吸引贫困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着力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使贫困农户早日脱贫致富。
4、着力提高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低是贫困家庭致贫的重要原因，我们要在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就业竞争力的同时，加大财政投入，整合资源，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劳动力就业培训工作。突出农民转移技能培训重点,组织和引导群众向身边的致富典型学习，全面提高我市劳动力素质和转移技能，加快农村劳动力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工业和服务业转移。
5、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贫困群众就医难、就学难问题普遍而突出。一是加强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障工作，在提高参保率的同时，提高医疗费报销标准，同时积极探索对特困户实行医疗救助制度。二是积极采取措施，争取减轻和免去贫困家庭子女读书所交纳的学杂费、插班费。三是继续办好敬老院，将孤寡老人吸收到敬老院实行集中供养，让他们既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又能安度晚年。
6、加强小额信贷支持力度，重点解决生产资金问题。在农村建立以贫困人口为对象，提供免担保贷款（小额信贷）为主体的农村金融综合服务，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发展生产所需资金，另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投资理财，是一种切实可行并行之有效的扶贫方式。信贷机构可以将贷款支持和技术服务相结合，积极指导贫困人口投资，鼓励他们储蓄，帮助他们理财，提高他们的素质，最终实现扶贫、高还贷率和机构持续发展三者的协调。
第3篇 农村贫困状况的调查报告
最近，市统计局联合有关部门在市开展了农村贫困状况专项调查。调查采用对称等距抽样方法，在每个县区抽选10个行政村，进行村级基本情况调查，重点在每个村抽选1个村民小组进行农民收入调查，市分别对县区抽选1-2个村进行复查。通过调查，较为全面地了解掌握了巴中农村的贫困状况、致贫原因，针对现实状况，提出了一些脱贫致富的思路和对策，以期为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一、发展现状
自1993年建地设市以来，xx市始终坚持以扶贫开发为中心，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的历史机遇，创造了“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巴中精神，特别是2004 年以来连续8个中央“一号文件”锁定“三农”，各项惠农政策密集出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基础条件得到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脱贫致富步伐不断加快。
（一）调查村基本情况。调查的40个村共240个村民小组，其中：通电的238个，通固定电话的150个，通公路的176个，通有线电视的125个，通自来水的43个，分别占村民小组总数99.2%、62.5%、73.3%、52.1%和17.9%。农户总数 12266户、46955人，其中：举家外出户分别占总户数、总人口的28.0%和25.2%。共有整半劳动力28128个，当年转移输出到乡外的劳动力 15727个，占总劳动力的55.9%，其中输出省外的劳动力11955个，占转移输出劳动力的76.0%。20**年，平均每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2万元，其中财政资金投入15.3万元，占总投资的46.1%。平均每村拥有办公用房110平方米，有52.5%的村建了卫生室, 30.0%的村建了幼儿园。平均每村集体收入0.8万元，资产总额9.1万元，负债总额31.9万元。20**年末调查村每百户农民家庭拥有彩电、电话、电脑、摩托车分别为97台、90部、1台和8.2辆；参加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45501人、农村养老保险6628人、享受农村低保3606人，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96.9%、14.1%和7.7%。
（二）调查户收入状况。调查的40个社有农村常住户1247户、5389人。 20**年常住户农民人均纯收入3799元，其中：工资性收入2325元、家庭经营纯收入1293元、财产性收入13元、转移性收入167元，分别占 61.2%、34.0%、和0.4%和4.4%，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最大来源。从农民收入分组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274元以下的182户、 738人，1275―1500元的89户、349人，1500元以上的976户、4302人。
（三）调查户贫困程度。国家统计局对贫困标准的定义：是指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基本生存的标准。1986年国家确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04元，1995年调整为530元，20**年调整为1196元，20**年调整为 1274元，今年拟实行1500元的新标准。按照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1274元的贫困标准计算，调查户的贫困发生率为13.7%，线下贫困户的人均收入为1068元，仅为总平均收入3799元的28.1%。按照今年国家拟实行的1500元新标准计算，调查户的贫困发生率为20.2%，线下贫困户人均纯收入1218元，为总平均收入3799元的32.1%，这也反映出巴中作为西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贫困面宽、贫困程度深的现实市情。
（四）贫困户类型特点。一是劳力缺乏负担过重型。如xx区青木镇平桥村朱祥程全家4人，1个劳力，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000元；xx县凤仪乡檬树村詹远义，全家7人有两个老人和三个孩子，为照顾老人和孩子上学，夫妇俩无法外出打工，导致收入单一生活困难。二是疾病折磨债台高筑型。如xx县新场乡刘明通，家中3人，其中2人长期多病，大多时间不能正常劳动创收。xx县南风乡云盘村唐瑞高，由于去年妻子患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他只好放弃在广东务工，回家照料家人，积蓄用尽债台高筑。三是缺乏文化不善经营型。一些家庭有劳力，也很勤劳，但由于缺文化、缺技术、不善经营，劳动成果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难于有所突破；还有因智力低下致贫的，如xx县沙河五郎村沈勇全家3人，本人智弱，妻子有精神病，既没种地也没打工，仅靠政策补贴和低保收入生活。四是天灾人祸致贫返贫型。常见的自然灾害主要有特大旱灾、暴雨洪灾、山地灾害等，如xx县镇龙镇真武村山高坡陡、交通不便、土地零星、十年九旱，去年大春就出现严重干旱导致水稻大幅减产。还有工伤、交通事故等都可能导致一个家庭深陷贫困之中。
二、致贫因素
（一）产业结构层次偏低，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一是产业结构层次低。20**年，xx市人均gdp为8168元，仅相当于全省、全国的46.8%和 30.3%；三次产业结构为29.1：33.8：37.1，一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分别比全省、全国高14.4个和18.9个百分点，仍然处于低层次的农业经济阶段。二是以城带乡能力弱。由于巴中远离大中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区位优势缺乏，城市化水平低，不能形成汇集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的高地，城市都还处于较为落后的发展阶段，对农村扶贫开发的带动力更显缺乏。20**年xx市城镇化率为29.3%，比全省40.2%、全国49.7%分别低 10.9和20.4个百分点。三是龙头企业带动无力。由于企业自身实力不够、资金紧缺，难以扩大生产规模，消化更多的农产品。另一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落后，合同定单的履约率低，导致企业对其失去信任。致使农业产业链条难以有效延伸，以工促农的作用难以发挥。
（二）农业基础设施脆弱，现代农业发展缓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脆弱，部分水库、河堤、渠系存在病险隐患；多数塘堰已拍卖给个人，抗旱救灾用水得不到保障，农业靠天吃饭的状况尚未根本转变；乡村道路建设滞后，不少行政村虽然修通了公路，但毛坯路多、路况差，通而不畅、晴通雨阻的现象仍然存在；农业机械化水平低，按农业人口计算人均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0.38千瓦，比全省低20.0%以上；农村电网改造不彻底，一些地方存在变压器老旧、电压不稳、电杆歪斜、入户线路老化等隐患。二是传统农业根深蒂固，加之受山区自然条件的限制，难以大范围使用先进生产工具，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千家万户小规模分散化经营难以与大市场接轨，农业结构调整难度大，市场风险频发，比较效益低下，现代农业发展缓慢。
（三）农村青壮劳力短缺，生产投入增长缓慢。一是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据20**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xx市农村劳动力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占12.6%，初中占45.2%，小学占31.2%，文盲半文盲占11.0%，其中受过专业培训的劳动力仅占19.4%。二是农村青壮劳力大量外出，留守劳力年龄结构老化，从事农业生产和公益建设等均存在劳力短缺的问题。目前农村本地雇工工资高达每天80―100元，技术工人在120元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业粗放经营。三是乡村债务沉重，化解艰难。据20**年乡镇信息资料显示：xx市乡镇债务余额达9.7亿元，村级债务余额5.8亿元。
（四）服务体系尚不健全，涉农服务绩效不高。一是基层农技力量薄弱，乡镇农技推广多与农资销售相结合，兽防人员一般只负责打预防针，立足生产一线开展农技专业服务的较少；还有基层农技单位事业经费不足，面向农村服务收费困难等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困扰着“科技兴农”职能的发挥。二是农村融资渠道不畅，信用社贷款额度低、期限短，一般最高额度2万，最长期限1年，难以解决规模发展的需要，且银行、信用社限于行业利益，往往贷富不贷穷，对贫困户的资金支持不够到位。三是多数乡镇没有信息中介组织，乡镇政府主要依靠广播、板报等发布少量信息，造成农民对市场信息反应不灵，用订单指导生产更是稀少。四是农业保险的险种、险期设置不科学，理赔手续繁琐，农民的自觉接受程度较差，农业保险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五）政策刺激效应递减，自主脱贫意识不强。一是政策刺激效应递减。改革开放以来，政策效应无疑是刺激生产力发展最活跃的因素，但从刺激效果看却是呈递减趋势的。二是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输出，农民家庭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不断增加，农民增收的重心已离开农业。三是农村生活条件改善缓慢，村道公路覆盖率低，路面硬化率低；农村办学条件虽有改善，但教学质量仍然不高；农村安全卫生饮用水达标率低，自来水通村率仅为35.3%；农村卫生状况和医疗保障较差，一些农民反映新农合报销手续烦琐，报销标准低。由于农村“四难”问题未得到根本缓解，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也降低了农民“安居乐业”的幸福感。四是农民自身投入能力弱，且部分农民存在 “等、靠、要”思想，缺乏增加投入和脱贫致富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六）财政投入强度偏低，扶贫成效巩固较难。一是国家扶贫项目覆盖面偏小。xx市有2374个行政村，如按xx市每年安排扶贫重点村的数量计算，20**年为72个，期限为每年轮换一次，每个村要全部得到国家扶持，其期限也是十分漫长的；如按整村推进“修路治水、产业发展、新村建设、社会事业”等项目来安排，按每村需500万元计算，共需扶贫资金118.7亿元，相当于过去**年财政性扶贫资金的14.9倍，这不仅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且每村500万也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二是一些乡村反映项目争取程序繁锁，资金到位迟缓，而且难以整合部门之间的扶贫资金，形不成资金的集聚效应。如：xx县泥溪乡柏垭口村是去年的重点扶贫村，也是该乡7年来唯一享受了50万元财政扶贫资金的村，但该村系距乡政府7.8公里的高山村，本身基础条件极差，50万元扶贫款加上人平投劳80个，也只解决了4个社的饮水和毛坯路建设问题，一年的扶贫结束了，扶贫成效并不明显，一旦没有了国家的支持，现有的成果将很快恢复原状，更难以巩固提高。
三、对策建议
搞好巴中扶贫开发工作，应认真落实市委“追赶跨越，加快发展，建设两地两区一中心”决策部署，抓住国家扶持革命老区发展、秦巴山区扶贫开发和西部大开发的黄金机遇，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改善民生为目标，以新村建设为载体，突出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农户能力提升和公共服务完善等重点，进一步完善村级扶贫规划，搞好规划的纵横对接，扩大开放合作，创新扶贫机制，抓两头带中间，拓展点、线、面，扎实打好整村、全域、可持续扶贫开发大会战，力争“十二五”打基础，“十三五”与全省同步实现小康。
（一）加大政策执行力度，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一是严格执行政策。继续完善农村双层经营承包责任制，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全面兑现各项惠农政策；高度重视城乡二元结构的解决问题，从政策上营造统筹城乡发展的良好氛围；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扶贫开发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调动农民的主体积极性。二是突出规划建设重点。以解决农村“四难”为重点，科学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根据不同区域、不同情况、不同群体特点，实行差异化的扶持措施，确立各具特色的发展模式。三是创新投融资机制。克服单纯以国家项目为支撑的狭隘观念，广泛采用“一事一议”和引进业主等措施增加扶贫投入；对项目确定、资金使用等要以村为单位引入竞争机制，接受社会监督。四是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将扶贫开发工作纳入政府综合目标管理；强化村级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农村*支*的战斗堡垒作用，办好农村公益事业，推进农村乡风文明，为搞好农村扶贫开发保驾护航。
（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环境。一是重点抓好巴中大环境建设。加快高速公路、铁路建设，加快市内干线公路建设，做到交通对外要畅、对内要通；加快大中型骨干水利工程建设，做到既能抗旱也能防洪。二是将新村、产业、劳务、移民和社会投入的扶贫资金进行很好地整合，提高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补助标准，加强道路、饮水、电网、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大力发展节水农业，继续实施中低产田改造等项目，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是按照统一规划、整合项目、群众主体、因地制宜的原则，有序推进新村聚居点建设，集中解决道路硬化、生活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配套等问题，有效改善农村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把集中建房农民的原有宅基地整理还耕，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率。
农村贫困状况调查报告各类报告
（三）加快现代农业发展，培育农村特色产业。一是按照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西部绿色经济示范区”的目标要求，认真研究、深入考察成渝和关天两大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的产业结构、发展重点和发展方向，从资源优势、现实基础和发展条件出发，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围绕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业、特色畜牧业、特色林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业，突出重点产业、重点基地、重点龙头企业，通过招商引资、自己培育等方式，上一批大项目，建几个大企业，通过他们的资金优势，特别是先进的技术优势，对传统农业、传统农民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大力提升区域整体水平和竞争实力。二是实行“公司+协会+农户+基地”的方式，加强特色产业基地建设，推进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产业化发展；以名优特新农产品品牌创建为依托，发展生态效益农业、循环农业和立体农业，建设西部绿色经济示范区。三是建设和改造各类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不断完善城乡农产品市场网络体系，推行新型营销方式，发展会展促销、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网上交易等现代流通业态，多渠道推动特色农产品的顺畅流通。四是注重加工配套，大力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既培育引进带动区域产业长远发展的龙头企业，又对农产品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只有符合标准的产品，才能与现代化的龙头企业对接，进行精深加工，从而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打造区域重点产业。
（四）充分发挥部门职能，完善农业公共服务。一是涉农部门主动为农民搞好技术服务，大力抓好农技培训，针对目前农村留守人员的年龄、文化程度等现实状况，培训工作也应因材施教，培训更多的农村科技明白人，与龙头企业、专业市场和专业协会联合推广农业新技术。二是全力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项目”建设，重点发展庄稼医院和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社，实现公益性服务和经营性服务、专项服务和综合性服务的有机结合。三是采取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的方式建立健全农村经济信息网络，充分发挥龙头企业、专业市场和专业协会的市场信息优势，尽力把握市场行情，有效指导生产，推动“订单”农业有序发展。四是金融部门立足为农民提供更多、更实惠的金融服务，重点解决农贷中长期存在的贷富不贷贫的问题，让贫困户能优先得到一些低息贷款，搞一些低成本的新项目，增强贫困农户的造血功能。
（五）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切实加快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巩固“两基”成果，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抓好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科学合理进行学校布局，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完善寄宿制学校配套设施建设。二是加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中心，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县、乡、村三级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深入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三是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抓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落实，合理选择保障救助对象，逐步扩大救助范围；落实优抚政策，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开展农村养老试点，建设农村养老敬老院，确保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大力实施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和“少生快富”工程，减轻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和脱贫致富的压力；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困难群体救助体系，逐步扩大各类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困难群众因病因灾返贫的问题。
（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强自主脱贫能力。一是积极促进农民向城镇转移，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广辟城镇和非农产业就业渠道，切实降低农业人口比重。二是以培育“新型农民”为核心，整合各种培训项目和资源，继续加大农村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民工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重点解决外出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专业技能缺乏等问题，力争通过培训使外出务工农民更容易找到工作，要靠知识和技能来增加就业收入，改变个人及家庭贫困状况。三是培养农民自主脱贫意识。教育农民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自主脱贫的意识，鼓励贫困农民不等不靠、自强不息、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坚决克服掉等、靠、要的依赖思想。在项目实施中高度重视贫困群众的参与，维护村民的民主权利，真正体现贫困农户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四是努力提高贫困农民的自我发展、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能力，对重点贫困户、贫困人口实行台账式管理，因人因户制定增收措施，采取项目扶持、个别帮助等多种措施，促进贫困农户全面增收，夯实脱贫致富基础。
第4篇 农村贫困户发展的调查报告
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应家坞村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已过上了基本小康的生活，但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还有一部分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延缓农村的全面小康进程，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也是引发社会经济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因此，关注农村低收入户的增收问题，对农村居民总体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保持社会稳定都具有现实意义。
为了摸清新的时期贫困产生的原因，为下一步农村开展扶贫工作制定切合实际的战略决策，驻村以来，对应家坞村部分贫困住户进行了调查，在分析低收入农民的现状特征及成因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具体措施。
一、被调查贫困户的基本情况
在扶贫调查收取的17户资料中，人均收入少于1500元(浙江省20xx年的贫困标准)的绝对贫困户占有12户。12户贫困户共有人口34人，劳力9人，外出打工5人，人均收入502.5元，其中劳务收入123.2元，占24.5%，种植业收入254.6元，占50.5%，养殖业收入87.8元，占17.4%，其它38.4元，占7.6%。人均拥有耕地0.89亩，人均占有林地0.64亩，人均拥有口粮239.5公斤。住土草房2户，占16.7%，住土瓦房5户，占41.7%，住砖瓦房及板房2户，占16.7%，住危房1户，住楼房1户，无房户1户。
二、贫困原因分析
从收入支出角度来说，贫困是收入少，而正常必需的支出相对收入又较多的情况下产生的，导致不能解决起码的温饱问题。对贫困原因调查主要采取对农户个别访谈和通过村两干*座谈的方式进行，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调查农民的贫困原因的。根据整调查情况，贫困原因有：
1、缺文化致贫。
文化程度低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根据调查统计结果，12个贫困户中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和初识的有2户，占16.7%，小学文化程度的有5户，占41.7%，初中文化程度的3户，占2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有2户，占16.7%，高中与初中文化程度之和只占41.7%，比例非常少。家庭主要劳力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2户家庭，人均收入为532.94元，而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和初识的2户家庭，人均收入仅为417.00元。人均收入在500～826元的家庭中，有10.5%的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而人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家庭中，家庭主要劳力是文盲的竟达36.6%。
缺文化必然导致观念的落后，观念落后是贫困的根源。贫困地区不少农民对商品经济至今还很不习惯，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昌险出外经营工商业;许多农民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信心和勇气，把希望寄于老天爷风调雨顺;依靠国家支援，救济的等靠要思想非常严重，视吃救济、拿补贴为理所当然;观念保守，不愿接受新技术，甘愿受穷。
2、自然灾害致贫。
因自然灾害导致贫困的，也有2户,占16.7%的几率。因灾贫困是目前绝对贫困最根本的原因，对这种贫困，脱贫速度慢，是比较难以改变的一种贫困。在应家坞村调查中的有两户村民。因灾贫困也是返贫的根本原因，由于国情所决定，上世纪我国的脱贫标准低，有些农户一旦遇到自然灾害，又加入贫困的行列。
3、因病、残致贫。
因病、残导致贫困的原因，在所有贫困原因中占第一位，共有4户，占33.3%的概率。这可能是收入太少的农民，用在治病上的支出更少的原因。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生病无钱医治，不管不问的贫困户在农村比较常见。由于我国农民还没有享受医疗保健待遇，农民看病治病，都是自己负担，一年中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病稍大一点，一般农民的家庭都承受不起，贫困家庭更是承受不起。在贫困地区，农民收入本来就少，农民家庭成员中，如果有人生大一点的病，就会给贫困的家庭带来更加贫困，如果是大病，只有听天由命。另外家庭成中有残疾，也是导致家庭贫困的根源。
4、缺耕地致贫。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要是没有耕地，也就无法生存。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扶贫已有近20年了，农村不少家庭摆脱了贫困，现在剩下的一些贫困户基本是比较难以脱贫的贫困户，大都是分布在库区和偏远的山区，有些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耕地、水资源少或耕地质量差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调查中发现，由于缺耕地导致贫困也有1户,由于应家坞村人均人均耕地仅有0.1亩。这么少的耕地，加上贫困地区农民文化素质差，不能适时进行农业结构调整，从种植业获得的收入自然就少。
5、缺劳动力致贫。
贫困原因中，越是缺劳力，越是贫困的占2户。家庭劳力与人口比小于0.3的人均收入为437.7元，而家庭劳力与人口比在0.8～1时，人均收入为610.4元，是前者的1.4倍。这种贫困原因以前表现不明显，也只是在90年代后期才突出，是一种新的贫困原因。贫困地区大都是人多地少，劳动力严重过剩，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就是有了劳动力也没有出路，劳动力的多少并不是影响贫困的重要原因。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贫困地区劳力纷纷外出打工，有的外出打工的收入远远多于农业收入，也许一个家庭有劳力外出打工，就能摆脱一个家庭的贫困。当然外出打工与外出劳动力的素质有关，素质越高，获得的劳务收入越多。
6、因上学致贫。
因上学致贫也是一种新的贫困原因，也是90年代末才出现的的。虽说我们国家的小学、中学都是义务教育，但贫困地区财政收入少，用在学校上开支也比其它地区少，为了维持学校正常开支，有的学校采取增加收费来保证学经费缺口，于是教育乱收费在贫困地区比较常见，有的地方一个小学生学杂费一年要7～8百元，一个中学生的学杂费一年要1千多元。如果贫困地区一个家庭中几个孩子都上学，对收入不高的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会导致家庭的贫困。如果贫困地区的孩子考上大学，在教育体制实行改革的今天，一个大学生每年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至少要一万元左右，对一个贫困家庭更是无法承受的，要想上大学，只有依靠借债，那么，这些家庭的生活肯定是走入贫困的境地。
三、结论
在所有贫困原因中，因缺文化、因灾、因病残、缺劳力是形成贫困的重要原因。其中缺乏文化、自然灾害和环境恶劣是致贫的最首要的原因;其次是因病、残致贫。缺劳力和因上学致贫是新的时期下的两种贫困原因，这两种原因计划经济年代比较少见，即使有，也不明显，只有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两种贫困原因才变得突出。也许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两种贫困原因还会有所突出。
四、促进贫困农户收入增长的对策建议
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如何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多渠道增加低收入户的收入，达到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1.大力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农业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一是要在低收入农户中，改变广种薄收的经济模式，提高农业的产业化，集约度，通过对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蔬菜、水果等劳动密集性产品，增加就业，实现增收。二是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是一项低投入、高回报、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适宜贫困地区发展的富民产业。在畜牧业发展上，要实现新的突破，多发展食草型动物，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效益。同时要加快畜牧业的市场建设、防疫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为畜牧业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畜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三是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方式，延长农业产业链，让从事农产品种植和加工的农民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2.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
从战略高度认识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低收入户增加收入的长远基础。一是努力普及初中教育。必须把发展教育的重点放在普及初中教育上，努力提高适龄儿童入学率，解决部分少年儿童不上学和中途辍学的问题，防止新一代文盲人口的产生。二是通过开设各种培训班，对一些上过小学、初中或高中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传授给他们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争取几年内使每个低收入家庭都有一个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和经营特长的劳动力，这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又有长远的作用;三是大力发展农村中等专业学校、农民职业中学，培养一批中级层次的人才，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3.加大扶持力度，转变扶贫方式
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二、三产业，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贫困农户由于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比较困难，要想扩大再生产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的。对于贫困户，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增加财政拨款。同时，改变面面俱到的救济式的扶贫形式，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
4.积极组织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
加快劳动力转移是低收入农户快速增加收入的首要措施。低收入农民家庭一般有较多剩余劳动力，但劳动力转移的能力比较差，转移的劳动力较少，所以，转移劳动力是快速提高收入的首要途径，也是一条捷径。
5.逐步建立完善、高效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搞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变化，及时有效地保障农民特别是低收入户基本生产权益的迫切需要。低收入群体应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救助和有力扶持，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强化相关政策，建立农村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体系，保证低收入农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增强其自我发展能力。
第5篇 农村贫困地区学生营养调查报告
所有考察队员返京后，2012年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率先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九阳希望基金，将利用10年时间，募集和捐助5000万元，专项用于为贫困地区的希望小学建设希望厨房，改善贫困地区正处在成长发育关键时期的青少年营养不良的现状。
此次还对上述5省的100所贫困地区学校的厨房进行了全面考察，调查报告显示，贫困地区厨房的三个突出问题是：厨房设施严重缺乏、老化严重，卫生条件差;厨房工作人员营养膳食观念落后;学校食堂功能缺失，学生就餐没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报道还对希望工程全新公益项目希望厨房的作用进行了探讨，它认为，希望厨房的建立能够改善学生用餐环境;提升学生餐饮质量;保障学生饮食卫生;为学生营养餐的实施提供可靠的硬件支持;普及营养知识，改善学生的营养状况，为贫困地区学生营养改善之路进行有效的探索。
解放军309医院张晔认为，这份调查报告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营养现状。她认为，解决贫困地区孩子的营养不良问题，必须因地制宜，要根据各个省份的不同情况，让营养专家为孩子们制定膳食营养食谱。在小学阶段，就要让孩子们了解必要的营养健康知识十分必要。这就要对教师、食堂从业人员加强培训，教育主管部门加强监管，让学校的厨房真正成为孩子们的成长加油站。
浙江大学李铎教授明确指出，贫穷地区孩子的营养状况直接影响我国未来的发展，如果我国有几百万的营养不良儿童，贫富差距将会进一步的拉大，我国将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发达的、文明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