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关于2020年度市级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工作的调研报告
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税收收入形成互补，是地方政府的重要资金来源。今年7-8月，市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就20xx年-20xx 年上半年市级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情况，先后深入到市财政局、市非税局、市国土局、市规划局和市交*支队等相关单位，通过听取汇报、实地座谈等方式进行了专题调研。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市级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情况
自20xx年《湖南省非税收入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市紧紧围绕“依法征收、应收尽收、纳入预算、统筹安排、规范管理”的总体目标，积极探索、锐意进取，在创新非税征管、规范执收行为等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一)坚持依法征收，健全公共财政体系。一是加强制度建设。近年来，市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20多个管理制度，涉及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票据管理等方方面面。二是创新征管模式。全面推行“单位开票、银行代收、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征管模式，为规范非税收入管理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将所有非税收入赶进财政笼子，有效筹集了一定规模的财政性资金。三是推进财政改革。20xx年实行部门预算改革，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编制范围，由财政统筹安排，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政府采购等财政改革，有助于构建覆盖政府所有收支的完整的公共财政体系。
(二)坚持应收尽收，增强地方财政实力。一是依托票据，实现了源头管收。在全省率先提出票据精细化管理的理念，xx年以来在全市范围内逐步推行，较好地实现了以票管收。目前，市本级除现场执收单位以外，均使用电脑票据，电脑票据使用率达98%以上，远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二是依托科技，实现了系统控收。开发实施了学校电子信息化收费、市本级基本建设项目一体化征收、非税信息综合管理系统等系统，大力推行批量代收、pos刷卡、网上银行等现代电子化收缴方式，建立了非税征管、国库集中支付、财政专户管理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了信息动态共享和实时在线监督。三是依托稽查，实现了查漏补收。坚持日常稽查与专项稽查相结合，通过对征管系统跟踪、票据核销、票据年检发现问题，及时对单位串票、超标准超范围收费、资金未及时缴存等不规范行为进行督促整改。
(三)坚持开源增收，支持经济协调发展。一是注重一体化征收。xx年开发实施了基本建设项目一体化征管系统，对市江北城区基本建设项目报建环节所有收费项目实行打捆征收，较好地实现了“以证控费”。二是注重挖潜增收。狠抓土地储备、征拆管理和土地出让，保持了国有土地出让收入的稳定增长。规范和加强了停车泊位、河道采砂等国有资源有偿使用。
(四)坚持规范征收，构建文明和谐社会。一是实行阳光征收。定期对所有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进行全面清理，对保留的收费项目及标准实行政务公开;将45家执收单位的收费纳入政务大厅办理，积极推行集中收费，有效防止乱收乱罚等，促进了依法征收、便民利民。二是加强政府统筹。实施全口径预算等规范管理方式，对非税收入形成的可用财力实行统筹安排，全面实行收支脱钩和收支两条线管理，执收单位收取的政府非税收入全额上缴财政，执收单位履行职能所需支出，通过编制部门预算由政府统筹解决，解决了预算单位之间苦乐不均的问题。三是规范监督管理。实行收缴分离，从源头上遏制了腐败行为。建立财政、监察、审计、物价等多部门参与的大监督格局，强化对重点单位、重点项目的监督检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及时查处非税收入不作为、乱作为的行为，有效防治乱收滥罚、坐支挪用、贪污浪费等腐败行为，优化了经济发展环境，促进了社会和谐。
二、存在的问题
随着非税收入管理工作的进一步规范，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认识有待提高。受传统的“谁收谁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等惯性思维影响，随着市级非税收入管理逐步规范，经费保障能力逐步提高，部分非税收入征管部门执收工作“不作为”现象有所抬头，应收不收、应罚不罚，致使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出现非正常下降，削弱政府对财政收支的管控力度。
(二) 制度有待完善。非税收入的取得必须以法律、法规为依据，依法行政、依法征管。目前，制度建设仍需加强。一是制度建设滞后增加了非税收入管理的阻力。目前全国没有统一的非税收入征管法律体系对征管范围、票据使用、资金管理做出权威而具体的法律界定，对违法违纪行为没有严厉而具体的处罚措施。二是制度设计欠合理影响了非税收入管理的积极性。目前非税收入分成体制不够顺畅，部分非税项目省级分成比例过高，市级分成比例过低，部分留归市县的分成收入不足以补偿其征收成本，且部分非税项目省级分成后未补助市县。三是制度缺失延缓了非税收入管理的进度。部分非税收入项目因制度缺失导致征管工作推进阻力较大，非税收入难以足额征收到位。如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征拆项目地上附着物残值收入等。
(三) 征管有待加强。一是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与其他市州有差距。由于市级国有企业改制较早，国有企业还需进一步支付改革成本。与岳阳、衡阳、株洲、郴州等同类市州相比，我市的市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是“短腿”。二是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征收力度欠佳。受国家对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开发商竞拍土地的热情明显减退，土地成交量和市场价格不断走低，部分出让土地拆迁遗留问题难以处理，导致开发商缴纳土地出让金不及时，国土收入征收乏力。三是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未能足额征收。从20xx年非税收入预算看，部分单位门面等国有资产的租金收入普遍较低，与当前市场价格不匹配，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未做到应收尽收。四是行政事业性收费仍有潜力。如环卫有偿服务收费项目标准过低、手段乏力;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标准过低、缴费方式不合理;人防工程异地建设费缴纳少、尾欠多。
(四)考核有待优化。经济增长能带动非税收入适度增收，但其关联度并不十分紧密。没有重大收费政策调整和偶然性收入变化，非税收入的增减幅度一般是比较稳定的。但目前财政收入及其增长比例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使得市级非税收入增长速度较快，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的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较高。
三、对策与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非税收入管理，做大财政收入总量，提高财政收入质量，推进非税收入征管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现提出如下对策与建议：
(一)创新征管思路。非税收入具有“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财政属性，要多角度深层次宽领域宣传非税收入征管政策，为非税收入征管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市级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强化执收责任。要进一步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方式，衡量经济增长的核心指标主要是税收总量及其增幅，对非税收入考核时增长速度不宜过快，占公共财政比例不宜过高。建议以税收收入作为考核财政收入的重要指标，对非税收入的考核应着重在规范管理上做文章。
(二)完善征管机制。一是规范征收办法。应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征、管、查”的相关制度，抓紧出台规范和加强非税收入管理的办法，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出租车经营权有偿出让收入、户外广告经营权出让收入等管理办法。二是明确征收主体。对部分文件政策冲突导致多头部门管理的问题，建议由政府进行调研，理顺体制，规范管理。同时要规范应税收入的票据管理，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机构与地税部门要明晰职责，密切配合，确保应收尽收。三是理顺分成体制。非税收入属于地方财政收入，其分成结算必须坚持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建议非税收入分成尽可能向基层倾斜，省级分成应少分或不分，让非税收入留归市县统筹安排使用。四是推进预算改革。财政部门要合理核定非税收入年度预算与征收成本，逐步将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形成公共财政预算、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三位一体的预算管理体系。
(三)挖掘征管潜力。只要是依据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有资源、国有资产和提供特定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都要纳入非税收入管理范畴。一是对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应收尽收。要严格依据中央、省、市相关政策，进一步加强国有土地出让收入征收、使用等方面的管理，依法严厉打击欠缴土地价款的行为。加强车辆线路经营权、出租车经营权、户外广告有偿使用等收入的管理。二是提高国有资产管理效益。重点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对外出租、出借、处置等收入的管理。建议政府组建专门机构，对市直行政事业单位的国有资产经营进行统一管理，统一招拍挂，实现国有资产收益最大化。三是加强国有资本收益的征管。建议政府在调查研究、摸清家底的基础上，参照《湖南省省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暂行办法》，及时出台市级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要逐步将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纳入财政预算管理，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实现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由每年财政补贴转变为持续增长。四是强化行政事业性收费的征管。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是政府职能的体现，市级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执行，确保收入不流失。
(四)构建监管体系。一是加强部门联动。市监察、审计、财政、物价等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加强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工作的监督管理，组织开展年度监督检查工作，对非税收入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厉惩处。二是严控减免行为。执收单位应当依法征收非税收入，严禁擅自缓征、减征、免征。要严控新开缓减免口子，严格执行缓减免程序，严查违规缓减免行为。三是加强信息化建设。对具备一体化征收条件的非税收入项目，市政务服务中心、财政、电子政务等相关单位要积极搭建平台，适时纳入一体化征收，提高征管效率，用信息化手段加强非税收入监管。
第2篇 湖南省2018年度前二季度居民收入调研报告范文
根据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会同湖南省统计局组织的全省分市县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前三季度14个市州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4000元的地区有4个,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和衡阳市,低于9000元的为张家界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xx0元的地区有3个，为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8000元的有8个地区，其中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和衡阳市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0000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4546元，仅为长沙市的26.3%。
分区域看，长株潭地区(包含长沙市、株洲市和湘潭市)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058元，是环洞庭湖地区(包含岳阳市、益阳市和常德市)13396元的1.72倍，是泛湘南地区(包含衡阳市、郴州市和永州市)13069元的1.76倍,是大湘西地区(包含邵阳市、张家界市、怀化市、娄底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9397元的2.45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
第3篇 分税制财政体制下政府收入划分现状调研报告
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是国家财政收入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体制的贯彻和延伸。我国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的框架，出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要求，但目前过渡色彩较浓，合理化程度和规范性都不高。从十二年来的运行情况看，现行体制在提高“两个比重”，增强宏观调控能力，调动各级政府当家理财积极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划分的现状各地不一，科学性、公平性、均等性和稳定性不高。财政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突出表现为在全国财政总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基层财政困难加剧，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农村基础设施等建设滞后，维系基层机构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务的内生机制日显体制性缺陷，重要机遇期和矛盾突现期，正确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看待，适时完善财政分配体制，统筹经济社会和城乡协调发展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如何调整和改进省以下财政收入体制，科学合理划分政府间收入，建立健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转机制，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实现中央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的目标，是当前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本课题在对政府间收入划分体制改革背景、运行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体制和现状分析后认为，近期是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通过适度向地方分散财力，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从中长期目标来看，按照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要求，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一、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现状分析
(一)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及基本评价
1、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历史沿革和阶段特征
规范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历来是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和收支划分主要经历了十多次体制调整和变化，其基本取向都是沿着集权与分权关系判断与选择这条线来进行的。过度的集权影响地方政府的积极性，阻碍地方基本职能的发挥，而过度的分权又会导致中央政府宏观控制力下降，实现其必要职能能力的削弱。因此，寻求适当集权与分权的体制，是我国政府间财政收支划分关系变革和完善的主要动因与基本走向。
从建国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的历史演变进程可以基本佐证这一趋势判断。建国初期至分税制财政体制实行之前，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演变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建国初期统收统支体制(1950—1952年)阶段，政府间财政关系基本上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体制，财政收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适应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的需要。第二阶段，统一领导、分级管理体制(1953—1978年)，实行了“总额分成”为主要特征的各类体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适当分权型体制。这类体制是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调动地方政府管理经济，组织财政收入，安排财政支出的积极性。第三阶段，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1980—1993年)，在经济体制实行重大改革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和国营企业的放权让利是改革的主要基调。适应这种改革要求，政府间财政体制逐步走向分权性体制。以“分灶吃饭”为典型的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力不断增长，中央财政的财力在全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对各地区的财政调节能力明显减弱。
以上三个阶段的财政体制，基本适应了当时的经济体制和国家的政治形势，推动了当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当时背景下是客观现实的选择。从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变化来看，大致是沿着从集权向分权这条主线推进的，特别是第三阶段的划分收支、分级包干体制，走向分权的步伐更大，在充分调动地方当家理财积极性的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中的比重相应下降，削弱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一是弱化了中央政府在预算管理体制中的主导地位，影响了中央财政的控制力；二是强化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包干制阻碍了流动性，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四是模糊了各级政府的职责，不利于税收制度的优化。有鉴于此，财政包干制已不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ii]
2、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试点及全面推行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力度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制度创新。其改革初衷是要建立与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通行做法的中央(或联邦)政府控制下的各级政府适当分权的财政关系。与“分灶吃饭”的包干体制相比，分税制财政体制是向适当集权的方向改进，核心是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财政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基本内容包括：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结合原则，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收征管机构；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
在认真总结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xx年中央又实行了所得税分享改革，各省也相应出台了调整和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改革措施。这次所得税分享改革是对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深化和完善，除少数特殊行业和企业外，打破了原按隶属关系划分所得税收入的办法，所得税分享范围和比例全国统一，进一步增加了中央财政收入的集中程度。
3、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的主要成效及存在的缺陷
经过十几年的运行，我国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了国家与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建立了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机制。这一改革的成功实施，结束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减税让利和财政退让为主要特征的财政支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增强了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和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1978年至1994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31.2％下降到11.2％，财政职能作用不断消弱，各级财政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明显的或者隐形的赤字，财政困难已影响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分税制和所得税分享改革后，从1994年至xx年我国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长17.8％，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2％提高到17.1％。
二是建立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均快速增长的双赢的财政体制，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从1994年到xx年，中央财政收入从2906亿元增加到8583亿元，增加了1.95倍，地方财政收入从2312亿元增加到7803亿元，增加了2.37倍。同时，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也从1994年以前的最高38％左右提高到近年来的50％左右，增强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
三是政府转移支付力度不断加大。1994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为2386亿元，到xx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达到7362亿元，增加了2.09倍。从转移支付结构来看，逐渐增加了对困难地区的转移支付补助。因此，基本上维持了地方的既得利益。[iii]
总体上看，1994年推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主要是采取渐进式改革方式，初步构建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框架，但在许多关键之处仍留下了诸多“先天不足”。
一是照顾既得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使改革流于形式。以1993年为基数的两税增量改革之路，日后几乎所有财税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调整都纷纷效仿，过多增量改革路径的选择，回避了改革的诸多关键环节和主要矛盾，致使部分改革流于某种简单形式上的转换，使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二是政府间事权财权划分不清，成为日后深化改革的羁绊。1994年分税制财政改革，在政府间事权划分上，存在着“内外不清”、“上下不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弊端，虽为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但实际操作上仍保留和延续了“基数+增长+分成”的传统做法。时至今日，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一直制约着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三是以集中中央政府财权为出发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重新步入了“集权”与“分权”的怪圈。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提高中央政府的财权集中度，削弱诸侯经济实力，采取一种“倒轧账”方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力规模比例，在零和博弈状态下，中央政府增加的财力无疑就是地方政府减少的财力。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由于过分强调收入而忽略事权的及时调整，不知不觉中步入“集权”与“分权”的怪圈。[iv]
(二)当前省以下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省对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1994年，中央开始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随后，湖北省对地、市、州也实行了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将市、州财政收入划分为中央固定收入、省级固定收入、地市州固定收入、省与地市州共享收入。xx年，省政府根据中央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精神，再次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完善，该体制运行至今。
案例1：省对_____市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xx年，省对_____市财政体制作了相应调整。主要内容,一是实行企业税收属地征管。从xx年起，将中央下划的一般企业所得税和省级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25％部分、营业税、7种小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印花税、资源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全部下放到市，实行属地征管，从而解决了以往多头征税问题，理顺了税收征管体制。
二是扩大税收分享范围。在中央对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实行增量分享的基础上，省里除对市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分享外，还将增值税25％部分和营业税纳入分享范围。与中央的分享改革一样，省调整体制实质是增量分享，即以xx年为基期年，统一实行省与市分享增量。其具体分享比例是：①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xx年地方50％部分省分享20％、市分享30％，xx年地方40％部分省分享15％、市分享25％，xx年至今省、市分享比例与xx年相同；②增值税25％部分省分享8％、市分享17％;③营业税省分享30％、市分享70％;④7种小税以xx年实际入库数为基数实行定额上解省，未实行增量分享。
三是改变所得税基数核定办法。省对省级、市的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都以xx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对企业所得税，省级以xx年实际完成数为基数，市以xx年实际完成数乘以xx年1-9月增幅或者1999年、xx年两年平均增幅为基数。如果以后年度市的“四税”收入达不到核定的基数，省相应扣减对市的基数返还或调增市的基数上解。
从xx年省对_____市财政体制调整以来的运转情况看，这次体制调整实质上是保存量、分增量，但形式上是对“四税”全额分级入库，资金上平时给予调度，这对地方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和可用财力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从财力上讲，xx—xx年三年间，省净集中_____市增量资金累计23亿余元，平均每年7亿元。从发展趋势看，中央和省集中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地方财政收入占比逐年下降。
2、省对县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xx年以前，实行的是市管县的财政体制，为了加快县域经济发展，xx年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实行省管县(市)的财政体制，随后，也相应确立了省对县(市)的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其运行情况：
从xx年起，全省所有市、县(市)财政体制统一按鄂政发〔xx〕29号和〔xx〕50号及有关文件规定执行，市不再完成所属县(市)税种和新增集中县(市)财力，省、市、县(市)收入中企业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个人所得税按中央60％，省15％，市(县市)25％比例分享；增值税按中央75％，省8％，市(县市)17％比例分，省同时分享相应的税收返还增量；营业税按省30％，市(县市)70％比例分享执行；七个小税种按确定的定额上交省财政。为了进一步加大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对68个县市区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省集中增量，以xx年为基数，xx—xx年新增上交省的增量，全额返还县市区，用于支持县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县域经济发展。
3、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调查了解，目前全省市对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实行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市区财政收入范围的体制。对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市级收入，对区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财政收入划归区级收入，然后核定收支基数，对收大于支的定额上交，收不抵支的定额补贴，收入超基数的比例分成或超收全留。
二是实行分税制的收入划分体制。打破行政隶属关系，将市、区收入捆在一起，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支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
案例2：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xx年地级随州市成立后，从xx年起，对曾都区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补助，超收入基数比例分成”的收入划分体制。
1、财政收入范围的划分。(1)市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5％，农业税30％，地税收入40％，市属企事业单位缴纳的耕地占用税、契税、罚没收入、土地出让金、基金收入、规费收入等；(2)区级收入：增值税地方留用部分的10％，地税收入60％，农业税70％，农业特产税100％，区属范围内的耕地占用税、契税及非税收入等。
2、基数计算。以1997、1998、1999三年的实际完成数和xx年的计划数加权平均数递增10％作为xx年收入基数，对区财政收入超基数部分，市、区2:8分成；短收入基数部分，市、区2:8负担。
3、定额补助。区支出基数大于收入基数部分为市对区的定额补助。xx年以后，随着农村税费改革政策出台和省对财政收入划分体制调整，随州市对曾都区财政收入划分体制也作了相应的完善。
4、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实际运转
据了解，全省县对乡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各有特色，但大同小异，其主要体制模式有三种：一是实行“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定额上交或定额补贴、超收全留”的收入划分体制；二是实行“划分收支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收分成、短收自补或短收分担”的体制；三是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递增包干上交”的体制。
案例3：随州市曾都区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
根据税费改革及上级财政体制变化后的实际，xx年，曾都区调整对乡镇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实行“按税种划分收入范围、核定收入基数、超基数全额返还”的新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将乡镇收入划分为中央收入、省级收入、区级收入、镇级收入，其中区、镇级收入范围分别为：
1、区级收入：耕地占用税、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收益。
2、镇级收入：增值税17％，企业所得税25％，个人所得税25％，一般营业税70％，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印花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城镇教育费附加、契税等8项收入的100％及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其他收入等非税收入。
3、收入基数确定：按上述税种和比例将xx—xx年实际完成数进行加权平均作为收入基数。
(三)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实际运转
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有所变化。我省现行省对市(县)转移支付，按转移支付的目的不同，可以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性转移支付两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是无条件的，或者叫均等化转移支付，根据均等化目标设计，专项转移支付也叫专项拨款，是有附加条件的转移支付，主要按照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
一般性转移支付由均衡性转移支付、激励性转移支付和政策性转移支付构成。均衡性转移支付额主要参照各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差额以及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计算确定。用公式表示为：某地区均衡性转移支付额=(该地区标准财政支出-该地区标准财政收入)×均衡性转移支付系数。标准财政收入和标准财政支出,采用xx年统计资料中的国内生产总值、总人口、乡镇数量等数据分别建立线形回归模型计算确定。激励性转移支付由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增长激励性转移支付、工商四税激励性转移支付、市州本级支持县域经济发展激励性转移支付、财政改革与管理量化考核激励性转移支付和烟草销售激励性转移支付、发挥财政职能支持新型工业化和县域经济发展试点激励性转移支付组成。具体支付数额分别设立公式计算确定。政策性转移支付包括：省集中税收增量返还政策性转移支付、农村义务教育政策性转移支付、公检法司政策性转移支付等。分别按公式计算确定支付数额。省对下一般性转移支付从1995年的1.75亿元，经过十年的发展，到xx年已达到23.5亿元，增长12倍，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9.20亿元，占39%；激励性转移支付3亿元，占13%政策性转移支付11.3亿元，占48%。
除一般性转移支付外，针对特定的政策目标，省还设计了一些补助下级财政专门的转移支付，称为专项转移支付。目前省对下的专项转移支付主要有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率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粮食直补转移支付等。专项性转移支付数额根据各种款项的性质考虑相关因素综合确定。
案例4：省对潜江市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xx年至xx年湖北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额分别为3925万元、3607万元、6418万元、5694万元、15227万元、31895万元，分别占潜江市可用财力的12.36％、9.7％、14.82％、12.35％、26.48％、42.65％，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xx年至xx年为零，xx年50万元，xx年1800万元，xx年6599万元；专项性转移支付xx年至xx年分别为3446万元，2470万元，2840万元，2360万元，4073万元，6792万元；其他转移支付分别为479万元，1137万元，3542万元，3284万元，9354万元，18504万元。从上面数据可以看到省对潜江市转移支付资金增加较快，但专项性转移支付增量不大，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量很大。
二、当前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中央、省财力集中度较高，过分强调集中收入，忽略了事权的调整，制约了科学规范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效构建
1、实施分税制财政体制十多年以来，中央、省收入占比大幅度提高，地方收入逐年下滑
分税制财政体制实施以来，中央、省级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增强中央和省级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意图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如随州市xx年中央、省级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3.3％、1.7％，到 xx年上升为44.9％、9.5％，分别提高21.6、7.8个百分点；而地方收入的比重下降了29.4个百分点。加上垂直管理部门(如工商、药监局、交通)收取的专项收入，中央、省级收入所占比重将更大。
2、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的增量大部分集中到了中央、省，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增值税、消费税、所得税、营业税是与经济增长最密切相关的主体税种，其增长幅度一直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也较大。如随州市xx年这四项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为41.4％，xx年达到68.6％，提高了27.5个百分点。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中央、省与地方共享，且中央、省分享比例相对过高，消费税全部归中央，税收增量大头都集中到中央、省。如随州市，xx年中央、省分享了这四项税收的61.8％，xx年达到72.1％，增长10.3个百分点，绝对额增长130％。尽管中央对增值税、消费税的增量实行1：0.3系数返还，省对集中的增量给予返还，但由于中央计算增量返还实行环比计算法，省实行增量返还只给予3年优惠期，地方分享的收入比重仍然持续下降，严重影响了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3、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税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失去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xx年中央、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对主体税种所得税，中央分享60％、省分享15％；对增值税、营业税，省分享8％、30％；随后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对超基数部分实行中央与地方共担，进一步扩大了主体税种的分成范围。由于主体税种构成了财政收入的主体且比重不断提高，对主体税种过多采用共享模式，有复归“比例分成”老体制的倾向，有违分税制改革的本来意义。
4、税权过分集中中央，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
当前开征的税种绝大多数由中央立法开征，省级只对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而且这少数税种的税率有调整权也很难实现，使得地方税收立法权有名无实。税收立法权、政策的制定权的高度集中，保证了上级收入、实现宏观调控，但对地方利益考虑不够。
(二)地方财力留成偏低，难以保障地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1、地方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基层财政日趋困难
分税制改革后，中央、省不断集中财力。如随州xx年以来，上划收入年均递增19.4 ％，从xx的20763万元，增长到xx年的50476万元(参见表2)。财力上移的同时，事权呈现不断下移的态势。如民兵训练、预备役部队经费、武*部队营房建设等。目前，地方政府担负的事权很大，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社会保障、行政管理等，这些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支出基数大，无法压缩，财权上收、事权下放的结果是地方财政困难与日俱增。根据xx年省财政厅开展的基本保障能力调查分析，随州市按标准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近亿元，按实际财政供养人员测算财力缺口达2亿元。人均财力仅为1.7万元，仅仅只够维持工资的发放。
2、地方财政的自给能力薄弱，缺乏基本稳定的自主财力
地方财政自给能力不断下降，地方支出需要过多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对上级财政依赖程度日益加深。随着中央及省不断加大集中财力力度，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差，收支缺口逐渐拉大，对上级财政的依赖度也逐年增大。以随州为例，xx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34333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47；到xx年，随州市完成一般预算收入42460万元，财政自给系数为0.3，比xx年下降0.17(参见表1)。由于地方财政自给能力越来越弱，只能依靠中央及少量转移支付来勉强维持地方运转。加之目前中央及省转移支付制度仍然带有浓厚的过渡色彩，基数法痕迹过重，专项资金比例过大，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的比重过低等，使得基层财政处在“等米下锅”的艰难境地，从而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表1] xx—xx年随州市财政自给系数 [v] (单位：万元)
年份 一般预算收入 一般预算支出 地方财政自给系数
xx 34333 73369 0.47
xx 36021 88099 0.41
xx 44110 103279 0.43
xx 44816 114520 0.39
xx 42460 142426 0.30
[表2 ] xx—xx年随州市上划收入变化情况表[vi]
年份 划收入(万元) 递增幅度(％) 年均增幅(％)
xx 20763 10.2 19.4
xx 30755 48.1
xx 29680 -3.5
xx 44859 51.1
xx 50476 12.5
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刚性强，财政平衡难度大。
由于地方财政财力规模小，事权范围大，形成支出结构刚性强，调整难度大，从地方本级支出结构看，基本上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经费，农业、科学、教育等法定支出，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政策性支出各占1/3。人员经费是必须确保的项目，农业、教育、科学等支出项目，相关法律规定其必须按照高于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安排。粮食风险金、下岗职工生活费、社会保障等都是近两年中央出台的重要支出政策，必须落实到位。所以，从目前的地方支出结构上看，没有调整的余地。
4、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维持正常运转和社会稳定的压力较大
由于地方财力严重不足，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和各项事业，不少地方政府直接借入大量资金或出面担保贷款，形成了巨额债务负担。截止到xx年末，湖北省各级政府债务余额836亿元，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2.7倍。其中县乡政府债务余额453亿元，占债务总额的54％，为当年县乡地方财政收入的5.3倍。全省逾期债务余额387亿元，占债务总额的46％，为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25倍[vii]。日益膨胀的政府债务已成为地方财政的沉重负担。更为严重的是，地方财政并未将债务收支列入预算。因此债务负担自然也就成为地方财政的无形缺口，当勉强维持政府运转的地方财力在偿还债务的情况下，必然挤占用来保工资、保运转、保稳定的资金，甚至诱发专项资金的违规和错位，严重侵蚀财政的根基。
(三)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稳定、规范、科学的转移支付缺乏制度保障
1、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
现行的省以下财政转移支付方式有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等，种类过多，错综复杂，政策指向不明确，多年沿袭的财政体制利益交错，得不到很好的解决。转移支付形式种类繁多，补助对象涉及各行业，缺乏统一、严密的制度，资金分配的标准或依据尚不够具体和科学，造成专款的分配过程不透明，资金零星分散，难以发挥财政资金的规模效应。这种多形式转移支付制度，不可避免地使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划分不稳定，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所承担的公共事务与其财力不匹配。
2、财政转移支付中的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较大
目前，省对下的财力性转移支付相对而言较规范，大多设立了公式，透明度和科学性均有所提高。但专项拨款范围过宽，几乎覆盖所有的支出科目；专项资金的分配使用缺乏事权依据，分配方法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随意性大，客观性差，容易发生“寻租行为”。同时，不稳定的专项转移支付分配，使下级财政对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难以准确预测，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无法纳入当年的财力安排，影响了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不利于接受人大监督。
3、转移支付资金拨付不及时，影响了拨付进度和政策落实到位
如社会保障专项转移支付，由于地方自身社保基金收不抵支，和自由财力不足，必须依靠上级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来提供保障，如果上级财政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不及时到位，下级为按时兑现落实政策，除财政拿出一部分进行补组助外，大部分基金缺口需向银行贷款解决，因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和利息负担，加重了本级财政的困难。
4、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够，调节功能微弱
中央、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大部分是按分税制以前的基数返还的税款，不仅起不到调节地区间财力差距的作用，而且因体制中包含了过去体制中不合理的因素，在逐年滚动的过程中，不合理因素还呈逐渐扩大趋势。目前，转移支付办法对一些地区的特殊因素考虑不周、考虑不足，使得省级财政向市(县)级财政的均等化转移支付额偏小，同时市(县)政府基本上处于简单的收入接收者地位，对市(县)政府供应公共产品和服务缺乏激励机制，无法有效地促进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市(县)政府的积极性，财政均衡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即使在同一省份或城市，不同地区间的人均支出水平相差悬殊。
(四)财政收入征管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1、国税、地税、财政机构分设，征管协调困难大，成本高
一是国税、地税分设，税务人员分散，征管力量不足的矛盾依然没得到有效缓解。受财政体制(即“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影响，现行国税、地税基层征管机构基本上是按照行政区划设置，相对有限的税务人员随着大量征管机构的设置，造成征管力量更加分散化。有的基层税务所甚至只有2—3人，根本上形不成征管合力。二是国税、地税并行运行，税收成本增高。除了税务部门固定运行费用的增加外，为保持各级税务机构正常运转，征管成本也呈现出逐年上升的势头。相当比例的边远地区税务所一年所征收的税收收入还不及保持税务所正常运转的税务支出。而且，从纳税人角度讲，全国90％以上纳税人往往要同时向国、地税办理涉税事项，给纳税人带来极大的不方便，也增加了纳税人的纳税成本。
2、国税、地税征管权限相互交叉，地方政府难以合理组织收入
国税、地税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不仅存在纳税人的大量交叉重叠、税种的交叉，所征收的税种之间更是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两套税务机构围绕各自的税收征管范围进行的征管活动，人为地割裂了各税种之间的有机联系。国税、地税以组织收入为中心， “争”、“抢”税源，税收流失严重。特别是集贸市场税收、个体零散税收，哪一边征税少、税负轻，就“靠”向哪一边申报缴纳，而另一边也不可能去督促纳税人重新按规定缴纳，形成税收流失。而不易于征管地方(如边远地区、征管难度大的地方等)的税收，国税、地税都不愿意去征管，形成税收征管“真空”，造成税收流失。分头征收、多头管理、重复检查，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组织收入。
三、进一步完善政府间财政收入体制的基本思路与建议
(一)基本思路
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体制的重要内容在于正确处理收入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适时选择合适的财政收入的集中度和分散度。集中程度高一点比较好，还是分散程度高一点比较好，不能一概而论，要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而定，其中，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是要考虑的主要方面。回顾我国财政体制演变的历程，政府间财政收入的划分受经济发展形势影响进行了多次调整，都较好促进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从国际经验来看，不同的国家，其财政体制亦选择了不同的集权与分权关系，也都较好地促进了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尽管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财政收入集中与分散选择各不相同，但还是有一些共同的选择标准的。从原则上讲，财政收入划分上集权与分权的选择，一是要保证中央有一定的宏观调控能力，二是要有利于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促使全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经济发展较低阶段，政府需要有一个财力集中的阶段来推动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和阶段后，政府应适当地放权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经济有效率地发展。发展经济学理论也说明了这一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启动阶段，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来进行基础设施等大规模建设，但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市场难以集中资源，必须由政府通过计划手段集中大规模的社会资源，来引导经济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市场已有能力完成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此时政府就应将更多的权利交给市场，财力应适当分散。
我国经济改革之前，财政体制虽几经变化，但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总的来看是偏重于集权的，收入划分自然是以中央集中为主。改期开放的初期，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一个快速放权的过程，使得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比重和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称“两个比重”)迅速降低，并由此产生许多负面影响，影响了中央宏观政策的有效实施。为此，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目标是提高“两个比重”，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预期调控目标是，中央预算收入占全国预算收入比重提高到60%，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提高到20%[viii]。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建立以来，中央财力大幅度提高，国家调控能力大为增强，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了xx年的55%。同时，财政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从1993年的12.6%，提高到xx年的19.3%[ix]，已基本上达到20%与60%的既定目标。预期目标的基本实现，意味着两个比重在此后一个时期应当保持“基本稳定”，而非“继续提高”。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自动向上集中财力的效应，如果维持现行体制不变，“两个比重”将持续不断提高，形成财政收入大幅向上集中，地方特别是基层财政收入比例逐年下降的局面。财力过度向上集中，既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地方有效履行行政职能，保证基层正常运转和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鉴于目前“两个比重”基本达到或即将超过调控目标，国家已具备了相当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是新时期财政体制完善的主要任务。
作为财政体制重要组成部分的转移支付制度，其功能是弥补体制在收入划分上的不足，协调各级政府的预算平衡，在财政体制的收入划分功能中，只能起补充作用，而不能替代。因此，增强地方政府财力，解决地方财政困难，从根本上来看，只能靠体制的完善来解决，不能过多依靠强化转移支付功能。同时，现行的转移支付在运行上也有诸多不是：一是具有不稳定性。由于对地方来说，每年的转移支付是不可预测的，年初不能知道转移支付的数量，无法和地方自主财力一起统筹考虑使用。二是中央有些属于自身职能范围的支出政策，中央只通过转移支付安排一部分资金，其他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由于地方的财力年初预算已经有所安排，如果安排配套资金，对地方预算的执行造成较大冲击。三是转移支付的拨付不及时，地方不得不靠银行贷款使资金按时到位，由此背上沉重的债务和利息负担，更增加了地方的财力紧张程度。因此，当前的财政体制通过提高财力集中程度，进而将集中的财力以转移支付形式来弥补地方财政支出的缺口，而代行一部分体制功能的做法是一种被动的、低效率的无奈选择。
基于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中央财力的实际状况，近期应是适时调整完善“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有利时机，以缓解基层财政困难和调动地方合理发展经济、精简机构、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具体可考虑：一是在中央地方共享收入中，将个别税种适当调低中央和省级的分享比例，相应调高地方，特别是市县的分享比例。二是对于个别中央预算固定收入，如消费税，通过与地方分享，使地方相应增加部分收入。从中长期目标来看，仍需对分税制下财政收入体制进行系统化的调整、改进和规范。
(二)具体建议
1、合理调整收入结构，切实增强地方自主财力
xx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xx年达到2.5万亿元，到xx年突破了3万亿元，[x]三年三个台阶，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中央、省级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适当让度部分财力，以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财力条件已基本具备。因此，在确保中央和省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按照公平、规范、简便的原则，减少地方税收上划基数，适当调增地方收入分成比例，切实增加地方自主财力，调动地方加快发展的积极性。
2、合理调整事权范围，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按照财权、事权对等的原则，合理界定各级政府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切实改变地方政府“小马拉大车”的状况。根据公共品受益范围原则，对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以及道路、水利工程等公共品，进行合理划分。凡属中央和省政府承担的政府支出，中央和省级财政应加大财力保障，不得转嫁给市、县财政。凡委托市、县政府承办的事务，要足额安排专项拨款，不留资金缺口或要求地方配套。凡属于共同事务，应根据受益程序，并考虑市、县财政的承受能力，确定合理的负担比例，积极探索共同事务的经费负担办法，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
3、认真清理乡镇债务，努力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要认真清理核实县乡债权债务，分清债务类型，落实偿债责任。对属于落实中央和省级事权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承担化债责任；对关闭乡镇“五小企业”、发展乡镇企业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给予国有企业改制相同的优惠政策支持化债；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等解决地方金融风险形成的债务，中央和省应比照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办法支持化债，妥善处理各项债务。要建立举债约束机制，控制产生新的债务。对县乡举债的审批实行上收一级管理，对举借外债要由省级统一管理，努力防范和化解基层债务风险。
4、强化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稳定性和及时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以科学的分配方法和严格的制度规定，强化转移支付资金的稳定性和及时性，使地方政府在编制年度预算时统筹当年的财力安排，提高预算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确保基层政权正常运转。
5、深化税费和机构改革，提高地方财政保障能力
深化和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按照“少取多予”的方针，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转移支付力度，让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农村大地。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改革和精简乡镇机构，压缩人员，节减开支。强化县乡基层政府公共服务功能，由“养人”转向“养事”，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和公共服务水平。
地方政府财政体制的完善是一种利益关系的调整, 除了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财政收支状况外，还需要一些措施的相互配合。应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加强财政监管，稳步推进财政收入的良性循环。
第4篇 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退税及税收收入影响的调研报告
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退税及税收收入影响的调研报告
今年下半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发出《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纺织品服装等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xx]111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xx]138号）、《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财税[20xx]144号），分别从20xx年8月1日、11月１日和12月1日起，适当提高纺织品服装、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机电产品和其他受影响较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三次出口退税率的上调，通过财税政策的适当调整，对于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防止出现因出口大幅下滑而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被动局面，减轻出口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三次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
第一次出口退税率调整的内容为：一是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的出口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将部分竹制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二是取消红松子仁、部分农药产品、部分有机胂产品、紫衫醇及其制品、松香、白银、零号锌、部分涂料产品、部分电池产品、碳素阳极的出口退税。第二次出口退税率调整一共涉及3486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具体为：一是将部分纺织品、服装、玩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二将日用及艺术陶瓷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三将部分塑料制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9%；四是将部分家具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11%、13%；五是将艾滋病药物、基因重组人胰岛素冻干粉、黄胶原、钢化安全玻璃、电容器用钽丝、船用锚链、缝纫机、风扇、数控机床硬质合金刀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分别提高到9%、11%、13%。第三次出口退税率调整一共涉及3770项商品，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7.9％。具体为：一是将部分橡胶制品、林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9%；二是将部分模具、玻璃器皿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1%；三是将部分水产品的退税率由5%提高到13%；四是将箱包、鞋、帽、伞、家具、寝具、灯具、钟表等商品的退税率由11%提高到13%；五是将部分化工产品、石材、有色金属加工材等商品的退税率分别由5%、9%提高到11%、13%；六是将部分机电产品的退税率分别由9%提高到11%，11%提高到13%，13%提高到14%。
二、三次出口退税率调整对_____市出口退税的影响
（一）三次退税率调整对_____市出口产品的总体影响
从20xx年1-9月_____市出口企业申报的退税来看，全市外贸企业出口商品共有444个编码，涉及退税率上调的商品编码有237个，占全市外贸企业出口商品编码的53.38%；从出口总量看，涉及金额13.35亿元；从企业数量看，涉及74户。生产企业出口商品共有502个编码，涉及退税率上调的商品编码有225个，占全市生产企业出口商品编码的44.82%；从出口总量看，涉及金额达61.32亿元；从企业数量看，涉及144户。
前两次退税率调整影响不大，第三次对_____市的影响很大。全市上调出口退税率的主要产品依次为胶合板、橡胶轮胎、农药、农用工程机械、塑料手套等。
（二）退税率调整对全市出口退税的影响分析
1、根据前三季度全市申报的出口额测算退税率上调对出口退税的影响数。按照商品海关代码对20xx年度1-9月份全市全部审核通过、申报区、未通过区的出口额（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计算了此次退税率上调对_____市出口退税的影响数。
20xx年度1-9月份计算表
单位：万元
企业类型
涉及出口额
退（免）税增加数
生产企业
650084
698，尽在酷猫写作范文网。
第5篇 前一季度居民收入调研报告
前一季度居民收入调研报告
在现实生活中，报告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语言要准确、简洁。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写才合适呢？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前一季度居民收入调研报告，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中国各地xx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数据陆续出炉。据中新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26日，全国至少已有25省份公布了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上海、北京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7568元、36047元，是目前仅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大关的地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京沪超3万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67元。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1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9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
在全国数据出炉后，各地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也相继公布。中新网记者梳理发现，截至10月26日，除了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山西、西藏外，其余25省份均已公布了当地的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所谓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转移性净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
在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位居前两位的为上海和北京，其人均收入均突破3万元。其中，上海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568元，北京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047元，这两地也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大关的地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8地区超全国水平
在城镇居民收入方面，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这8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已公布数据的'25个地区中，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了39686元;北京排第二，为39142元;浙江位列第三，为33464元，这三地也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大关的地区。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暂排在末位是甘肃省，仅为17638.5元。
在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山东、辽宁、福建、海南、河北这10个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已公布数据的25个地区中，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了19237元;浙江排第二，为17004元;北京位列第三，为16450元。
而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来看，与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83相比，新疆、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宁夏、青海、甘肃这8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超过了全国水平。
第6篇 上一季度的居民收入情况调研报告
中国各地xx年前三季度居民收入数据陆续出炉。据记者不完全统计，截至10月26日，全国至少已有25省份公布了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其中，上海、北京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37568元、36047元，是目前仅有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大关的地区。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京沪超3万元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67元。按常住地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1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97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1%。
在全国数据出炉后，各地前三季度经济运行情况也相继公布。记者梳理发现，截至10月26日，除了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山西、西藏外，其余25省份均已公布了当地的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
所谓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储蓄的总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转移性净收入和财产性净收入。
在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位居前两位的为上海和北京，其人均收入均突破3万元。其中，上海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568元，北京前三季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6047元，这两地也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大关的地区。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8地区超全国水平
在城镇居民收入方面，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广东、天津、福建、山东这8个地区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已公布数据的25个地区中，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了39686元;北京排第二，为39142元;浙江位列第三，为33464元，这三地也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大关的地区。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暂排在末位是甘肃省，仅为17638.5元。
在农村居民收入方面，上海、浙江、北京、天津、江苏、山东、辽宁、福建、海南、河北这10个地区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在已公布数据的25个地区中，上海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达到了19237元;浙江排第二，为17004元;北京位列第三，为16450元。
而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来看，与全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83相比，新疆、陕西、广西、云南、贵州、宁夏、青海、甘肃这8地区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超过了全国水平。
第7篇 陕西省县农民收入现状调研报告
摘要：本文在实地走访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陕西省xx县的农民收入现状进行调查，分析了xx县农民收入增长的方式，制约农民增收的因素等，为当地农民的收入增长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收入状况，增收的方式，制约因素
一、调查内容及分析
我深入到县栏杆堡、尔林兔等乡镇，对农民的收入状况进行了详细调查，对收集上来的资料分析过后， 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二、农民增收的现状
我县地处黄土高原向草原荒漠过渡地带，是传统的农牧交错区。目前，农业在全县经济中的比重约为5%左右，但农业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80%，仍是农业大县。近年来，县委、县政府为解决城乡差距扩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不断加大以工促农力度，以城带乡，工农商联合发展，加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彻底改变单纯依靠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不断加强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外出务工和稳定地向城矿区转移，促进了农民收入的较快增长，xx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45元。从调查的两个乡镇4个村的情况看，我县农民增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具体体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继续增加。
种植业中，一些低产、价格低*的糜、谷等传统农作物面积减少，稳定、高产、价格不断上涨的大豆、玉米等种植面积增加，促进了收入增长。今年，我县给种粮农民良种、地膜玉米、农机具等补贴200余万元。广大农民对粮食生产的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从栏杆堡镇大豆种植情况看，xx年市场价格为每斤1.45元左右，xx年为每斤1.78元左右，每斤上涨0.3元左右，正常年景下，一般人均产豆在600斤以上，因价格上涨，人均增收200多元。大农业中，畜牧业家庭养殖规模扩大，养殖小区开始推广，来自畜牧业的收入明显增加。到去年底，已建成奶牛、肉牛养殖小区13个，全县牛饲养量达到4万头，羊子存栏 50万只。尔林兔镇依肯托拉村人均养羊6只，xx年人均养羊收入600元以上。而栏杆堡镇杏洼村人均养羊1只，人均养羊收入仅几十元，由此看出，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差距，主要表现为种养结构上的差异。
二是农民非农就业增加，劳动报酬收入的比重日益扩大。
近几年，随着县内外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建设规模的扩大，农民外出务工的机会也增加，为农民工季节性转移和稳定转移创造了条件。调查结果显示，外出务工者中，一般的年现金收入在5000元以上，掌握一定技术的，大多数收入在6000元以上，人均纯收入明显高于单纯从事家庭经营的农民。尔林兔镇依肯托拉村10户农民，外出务工者达17人，这些农民xx年外出务工人均收入6034元。
三是1999年以来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在补偿期内给农民带来比较稳定的收入。
栏杆堡镇杏洼村有51户村民，人均耕地1亩多，近几年即使遇到灾年也有稳定的收入。正如当地农民朋友所讲的“退耕还林(草)既改善了生态环境，又使农民得到了比种地更多的收入。”当前，享受上政策的农民除在退耕地上领到固定的粮食和现金以外，还有卖草籽、卖饲草等一笔可观的收入，改变了过去那种越垦越穷的落后状况。
四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有了新进展，农畜产品转化率和附加值不断提高，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近几年，我县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种植业、养殖业、加工业逐步发展壮大。比如在扶持规模养殖方面，凡养殖奶牛200头以上的，每头无偿补助3000元，安排贴息贷款3000元；养殖肉牛200头以上的，每头无偿补助700元，贷款1000元；分户养殖5头以上的，每头贷款1000元。由于政策的鼓励，一批养殖、红枣等农畜产品加工企业不断兴起，农业内部增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挖掘。
五是政府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加大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入。
充分把中央和地方出台的惠农政策不折不扣地施惠于农民，要从财政上保证各项政策的落实，继续增加财政对“三农”资金投入，特别是从今年起县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5000万元，向上争取5000万元，通过国有资产运营公司为农民贷款5000万元，加上农民自筹，每年可保证投入农业资金2亿元，支持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投入的逐步增大，不仅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而且增加了农民非农就业机会，显示了增收效应。
六是农业特产税的全面取消，今年起农业税的全部免收，实现了农民零负担。
加之，正在推行的农村低保等政策性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必要补充。比如救灾工作方面，对部分特困群众实行救助，对“五保”户实行供养制，安排200万元专款用于实施特困群众大病救助，安排200万元助学基金对贫困中小学生和大学生进行救助，安排50万元救灾事业专款用于救助突发性灾害。
第8篇 外国公司船舶运输收入税收管理的调研思考调研报告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海运大国之一。全球目前有19%的大宗海运货物运往中国，有20%的集装箱运输来自中国，而新增的大宗货物海洋运输之中，有60%至70%是运往中国的，我国的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均已居世界第一位。根据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在华取得收入的国际船舶运输企业已构成了中国国内的非居民纳税人，承担有限纳税义务。目前由于各种原因造成该项成为非居民税收管理的盲点和弱项，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一、外国公司船舶税收管理相关内容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在国内取得的船舶运输收入的外国公司构成了国内的非居民纳税人，应就其取得的所得缴纳所得税。其所得主要表现为外国公司以船舶从中国港口运载旅客、货物或者邮件出境的，所取得的运输收入和所得。同时对与我国缔结的有关协定规定减税或者免税的收入来源国家或者地区，按照协定规定执行。目前已签订协定或者专项双边互免的90个国家和地区中，除了泰国、孟加拉和印度尼西亚三个国家为减半征收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为免税，也就是国内税务**均无税收管辖权。国际运输收入属于国际收支管理的服务贸易和部分资本项下所得，凡对外付汇需要按照国税发[20__]107号要求，到国、地税部门分别办理免征所得税和免征营业税证明，且金额不受税务证明五万美元的限制。
二、主要的涉税问题及税收风险
（一）容易隐瞒收入所得。所得应包括外国企业经营的船舶每次运载从中国港口始发旅客、货物或者邮件到达目的地的客运收入和货运收入的总和，不得扣除任何费用或者支出。客运收入包括船票收入以及行李运费、餐费、保险费、服务费和娱乐费等。货运收入包括基本运费以及各项附加费等收入。在实际过程中，外国企业船舶运输收入多是由国内支付人代为申报，合同金额不完全是其取得的全部收入，容易以补充合同或者合同以外的形式支付，有的直接在国内代表费用中坐支，致使税务**不能完全掌握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