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简介

政治贡献

重农贵粟
　　晁错力主振兴汉室经济，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晁错上了一篇《论贵粟疏》。这篇疏继承了贾谊的重农思想，强调重农抑商。晁错在这篇疏中细致地分析了农民与商人之间的矛盾，导致农民流亡，粮食匮乏的严重状况。面对这种商人势力日趋膨胀，农民不断破产的局势，晁错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建议文帝采取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贵五谷而贱金玉。其二，贵粟。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文帝接受了。

　　接着，晁错又给文帝上了一篇关于减收农民租的疏。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号令有时，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不要影响农时；利民欲，即满足人民的欲望，给老百姓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

移民实边
　　对于匈奴的侵扰和西汉王朝中央政府的消极的和亲政策，晁错和贾谊一样，都是不满的。晁错对匈奴的态度比较强硬，开始主张武力平定， 此议不为文帝所接受后，他仍主张积极备战，提出移民实边的策略。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晁错给文帝上了一道《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晁错并不是主张单纯地依赖蛮夷，而是企图使之与中国的军队相结合，使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主张主动地向匈奴出击，被文帝委婉地拒绝了。

　　接着他又向文帝提出了积极防御的策略，即《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在《守边劝农疏》中，晁错分析了秦王朝戍边政策的失误，分析了匈奴民族活动的特点。提出了徙民实边的主张。晁错的徙民实边的主张，属于一种积极的防御，被文帝所采纳。为了使募民徙边的工作做得更好，晁错在《募民实塞疏》中又提出了两条建议：其一，对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其二，要学习古代的方法，将移民按军事建制严格地组织起来。同时，晁错又在《论贵粟疏》中建议，全国百姓向边塞输纳粮食，以换取一定爵位或用以赎罪，这叫纳粟授爵。这些由晁错主张或更定的措施，对汉初的经济发展和“文景之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对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文帝立即付诸实施。这个政策不仅在当时起到防御匈奴的作用，而且开了历代屯田政策的先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武帝时赵充国实行军屯，三国时曹操的屯田政策，都是晁错移民实边政策的继承和发展。

坚定削藩
　　继承子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限制、打击“父兄大臣”的思想，赞扬“高皇帝不用同姓为亲”的政策，坚决主张“削藩”，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削藩主张是对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思想的继承，然而其态度比贾谊更坚决。晁错始终抓住藩国中最强大也最危险的吴国，不断进行揭露，态度坚决。同时，晁错不只是一个政论家，更是一位政治实践家。晁错不仅有削藩的言论，而且参与了削藩的行动。在晁错的策划下，景帝削吴会稽、豫章郡。

　　吴楚七国叛乱平息后，景帝下令诸侯王不得继续治理封国，由皇帝派去官吏；改革诸侯国的官制，改丞相为相，裁去御史大夫等大部官吏，使诸侯王失去了政治权力，中央政权的权力就大大加强，而诸侯王的力量就大大地削弱了。晁错虽然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却极大地巩固了西汉王朝的中央政权，并为汉武帝以“推恩令”进一步解决诸侯王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文学成就
　　晁错是比贾谊稍后较重要的汉初政论散文家。他的文章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 但质实恳切，被后世称为“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等，被鲁迅先生誉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晁错的政论文立论契合时代热潮，善于观察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深识幽显，见解透辟，能切中要害，剖析利弊。正因如此，晁错的政论散文切中实际，不发空论。如晁错的三篇军事政论散文，《言兵事疏》提出了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提出了徙民实边的积极防御策略，立论犀利，措施亦切实可行，所以被文帝所采纳。

　　内容上更为正大，意境上更为壮阔。其著论的出发点虽然都是基于建功立业，但落脚点又往往是汉朝的长治久安，并且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为汉朝的巩固和长盛不衰提议献策，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大汉气象的热情赞颂，具有历史的厚实感而在意境上更为壮阔，体现出历史上升时期的风貌。

　　艺术特色上，晁错的政论散文，具有战国策士的纵横家风气，力道遒劲，节奏明快、气势磅礴；同时语言明理，意脉流转，在延续战国时期综合开合铺张扬利的文风外，鲜明地呈现出了大汉气象的散文。此外，与贾谊等人的政论散文不同，晁错之论多峭直而深刻，如《削藩策》，以简洁短促语句来突出犀利而刚硬的力度：“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太子智囊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晁错出生于颍川（今河南禹县），年少时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汉文帝时期，因能文任太常掌故。 朝廷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学成归来后，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

　　晁错任博士时，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说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文帝赞赏，拜为太子家令。由于晁错能言善辩，善于分析问题，深得太子刘启的喜爱和信任，被太子家誉为“智囊”。

献策御边
　　汉文帝前十一年（前169年），匈奴屡侵边境，侵扰狄道，文帝发兵征讨，晁错乘机向文帝上了《言兵事疏》，提出“以蛮夷攻蛮夷”的观点，指出对匈奴的作战中器械要坚固锋利，士卒要精兵劲卒，将领要精通军事，君主要选择良将。文帝很赞赏，赐给晁错诏书，以示嘉奖，但并未采纳晁错主动出击的建议。

　　晁错接着又向文帝上了《守边劝农疏》，提出用经济措施鼓励移民，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抵御外患，被文帝所采纳。于是晁错又上《募民实塞疏》，对如何安置移民生活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汉廷策问
　　汉文帝前十五年（前165年），晁错任太子家令时，文帝令大臣们推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举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

　　此后，晁错曾多次上书文帝，提出削诸侯和改革法令的建议。文帝虽未采纳，但十分赏识他的才能。太子刘启很赞成晁错的建议，而袁盎等大臣并不喜欢晁错，持反对态度。

景帝宠信
　　汉文帝后元七年（前157年），文帝去世，太子刘启即位，提拔晁错为内史。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法令是经他的手修改订立的。

　　丞相申屠嘉心怀忌恨，以晁错擅自凿开庙墙为由，报请景帝处死晁错，晁错提前得到消息，申屠嘉未能得逞，只得谢罪而退，不久患病而死。申屠嘉死后，景帝提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地位愈加显贵。

进言削藩
　　景帝二年（前155年），晁错向景帝再次陈述诸侯的罪过，请求削减封地，收回旁郡，提议削藩。上疏《削藩策》，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奏章送上去，景帝命令公卿、列侯和皇族集会讨论，因景帝宠信晁错，没人敢公开表示反对，只有窦婴不同意，从此和晁错结下了怨仇。

　　景帝诏令：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诸侯哗然，都强烈反对，憎恨晁错。

　　晁错强行削藩，冒着极大的风险。晁错的父亲劝解无效，服毒自尽。

七国之乱
　　景帝下达削藩令十多天后，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名联兵反叛，是为吴楚七国之乱。景帝闻知消息，和晁错商量出兵事宜。晁错建议汉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京城。

　　时逢窦婴入宫，请求景帝召见袁盎。袁盎曾当过吴国丞相，于是景帝问计于袁盎。袁盎认为吴楚七国造反不足为患，并请求景帝屏退旁人，献策说：“吴楚叛乱目的在于杀晁错，恢复原来封地；只要斩晁错，派使者宣布赦免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就可以消除叛乱，兵不血刃。”景帝默然良久，决定牺牲晁错以换取诸侯退兵。于是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

腰斩东市
　　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满门抄斩。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此时晁错毫不知情。于是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车马经过长安东市，中尉停车，向晁错宣读诏书，腰斩晁错，当时晁错尚穿着朝服。

　　晁错死后，校尉邓公从前线归来，汇报军情，景帝询问交涉进展。邓公认为诸侯叛乱，清君侧只是借口，诛杀晁错对内堵塞了忠臣之口，对外却为诸侯王报了仇，而叛乱并不会平息。景帝深以为然，拜为城阳中尉。其后景帝降诏讨伐，不到三个月就取得了胜利。

学问大家
　　首先他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晁错最早是学“刑名之学”的，什么叫“刑名之学”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学政治法律的。也就是说晁错是政法学院或者政法系毕业的。因为学习成绩还不错，而且主要是文字工夫好，就当上了太常掌故。我们要知道，古人判案子很讲究判决书的起草，要求判决书写得很有文采，晁错很有文采，所以选他做太常掌故。
　　晁错时来运转是什么时候呢？是被太常选拔去读《尚书》。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古代的典籍失传，很多典籍流散在民间，传人一代一代地没有了。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懂得《尚书》的只剩下一个人，叫做济南伏生，但是等汉文帝找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不可能把他请到朝廷来，怎么办？所以只好下命令说：太常寺不是教育部吗？选拔一个可造之材，到济南伏生家里去学。苍天有眼，太常寺选中的就是晁错。晁错在济南伏生家，跟着济南伏生学了《尚书》，这就是儒家的学说，他原来学的是法家的东西，现在又学了儒家的东西，这叫做学贯儒法，学问大长，名声也大长，回到朝廷以后，说起话来是头头是道。汉文帝说这是个人才啊，这个人才不能浪费了啊，那就去辅佐太子吧，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景帝，于是就任命晁错做了太子舍人，后来又做了太子门大夫，后来做到太子家令，太子家令是个什么级别呢？算是一个中层干部。

智慧之人
　　晁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口才特别好，能言善辩，他进了太子府以后，太子嘛，他是储君，就是他等着做皇帝，他平时不管事儿，他没什么事儿做，晁错又一肚子学问，就天天跟太子谈学问，谈得太子对他有点崇拜，经常和他坐而论道。太子的家人也对他有点崇拜，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智囊”。
　　晁错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他也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虽然在太子府里面做一个家令，或者还只是做一个门大夫等等，官职不大，但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时常研究国家大事，向汉文帝提出各种各样的建议，他给汉景帝上了好几道疏文，其中最有名的是谈两件事情的：一件事情是守边，一件事情是劝农，这篇疏文后来被收入《汉书》的时候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收入晁错的本传，一部分收入《食货志》，收入《食货志》的后来被命名为《论贵粟疏》。《论贵粟疏》是一篇有名的文章。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晁错，他又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有办法的人，还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有思想的、有能力的、还不甘寂寞的人，就命中注定了他会来趟朝政这汪“浑水”，他一定会来管这个国家的事情。
　　晁错的第一个问题，是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他在太子府的时候，和朝中的大臣关系就不好，我们看《史记。晁错列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说袁盎及诸大功臣都不喜欢晁错，很不喜欢他，你想想，他在太子府里面不过做个舍人，门大夫，家令，并不是什么职权很大的，很重要的官员，只不过喜欢发发议论而已，大家都不喜欢他，一旦他进入中枢，担任重要职务的时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果然汉文帝驾崩，汉景帝继位以后就重用晁错。因为汉景帝觉得晁错是一个“智囊”，所以汉景帝一上台，第一件事情就任命晁错为内史。内史是个什么官呢？内史负责的是京城地区所有的行政工作，相当于现在一个首都市的市长，所以晁错是越过了副部级，直升正部级。这样一来，晁错恐怕是有点得意忘形，至少是有点趾高气扬，仗着汉景帝信任他，不停地提意见，不停地提建议，今天要改革这个，明天要改革那个，汉景帝还言听计从，都采纳他的建议，这一下子弄得朝中的大臣就不太高兴了。

能言善辩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它有官场上一整套成文或者不成文的规矩，而汉代的政治在汉武帝以前是以道家的治国理念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张清静无为，主张一动不如一静，主张以柔克刚。总而言之是不喜欢折腾，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汉初的那些高级官员基本上是贵族，或者功臣，有的是当年跟着刘邦一起打天下的，虽然能力不一定强，但是熬熬年头也就慢慢地熬上来了，所以大家对于像晁错这样一个靠着能言善辩、夸夸其谈就青云直上的家伙，看不上眼。所以晁错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夹起尾巴做人。他不，今天改革，明天变法，像根“搅屎棍子”，搅得朝廷上下不得安宁，大家对他就忍无可忍。
　　第一个被惹毛的是当时的丞相申屠嘉，申屠嘉惹毛了以后，找了个岔子就要杀晁错，找了个什么岔子呢？晁错不是当内史吗？那就是首都市的市长，内史有一个办公机构叫内史府，内史府有一个门朝东边开，晁错觉得这个门朝东边开，出出进进不方便，他就南边开一个门，南边是什么？南边是太上皇的庙，南边开一个门就把太上皇的庙外面围墙打一个洞，申屠嘉想，好家伙，太上皇头上动土啊，大不敬。于是商量说，我们明天上朝的时候弹劾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怎么就走漏了，晁错得到消息之后连夜进宫去见汉景帝，就把情况都说了，汉景帝说：这个事情朕给你做主了。
　　第二天，一上朝，丞相申屠嘉把这个事提出来，汉景帝说：哎呀！这个事儿朕知道了，这个晁错他是在太上皇庙的墙上开了一个洞，不过那个墙不是内墙，那是外墙。那我们大家都是北京人，知道北京，看看就知道，故宫、太庙都是一圈一圈的好多墙，他开的是最外面的那个，没戳到里面去，外面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呢？是安置闲散官员的，没什么了不起的。最后汉景帝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这个事是朕让他做的。申屠嘉没有话说了，回到家里吐血而死。就是晁错一上台就气死一个宰相，申屠嘉是什么人啊？申屠嘉是跟着高祖刘邦打天下的功臣啊，这样的人都搞不定晁错，还谁能摆平他？晁错，我们可以想象得出，他在朝中更加是恃宠骄人，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这里顺便要说一下这个申屠嘉，他不是小人。我们去看《史书》对申屠嘉的评价，申屠嘉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廉洁的清官，叫“门不受私谒”，什么叫“门不受私谒”？就是他在自己家里头是不接待客人的，其他的官员你不要到我家里来谈事，有事咱们上朝，到办公室去谈。袁盎曾经找过申屠嘉，申屠嘉说：袁公有什么事吗？公事明天到办公室找办事员谈，如果是私事，本丞相无私事，清官嘛，所以这件事情申屠嘉在这个朝廷当中威望是很高的。你得罪了申屠嘉，你就得罪了一批正人君子。比方说后来联名上书要杀晁错的廷尉张欧，什么人，大好人，廷尉我不是说了，是司法部长兼最高法院院长，他办案子有一个原则，就是他拿了这个判决来了以后，他要看，看了以后，他发现如果这个案子有疑点，比方说证据不足，程序不对，发回去重审，如果交上来的案卷左看右看都挑不出毛病，那确实是证据确凿，这个人也确实是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能赦免他，他会亲自到监狱里去宣读判决书，流着眼泪，一边哭，一边读，说你犯了什么滔天罪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然后弄点好酒好肉伺候你上路吧。是这么一个人，你想这样一个人都主张杀晁错，你说晁错得罪人得罪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可想而知了。

性情耿直
　　从政的晁错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然而他的性格使他无法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
　　那么晁错为什么不得人心呢？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政见不和，他主张削藩，其他人主张不动，“道不同，不相与谋”。第二个原因，性格不好，性情耿直，比较认死理。史记和《汉书》讲到晁错的时候都用了四个字：峭、直、刻、深。峭，什么意思呢？严厉；直，什么意思呢？刚直；刻，什么意思呢？苛刻；深，什么意思呢？心狠。一个人又严厉，又刚直，又苛刻，又心狠，讨人喜欢吗？不讨人喜欢。谁会喜欢这样的人呢？谁会跟这样的人成为好朋友呢？这样的人怎么会有一个好的人缘呢，而没有一个好的人缘，你怎么能在政府里面混呢？这就是晁错性格上的原因。
　　晁错的这个性格，我们在电视剧《汉武大帝》里面也看到有表现。晁错推出削藩的政策以后，朝野哗然，晁错的父亲就千里迢迢从颍川赶到长安来找晁错，他是这样说的：“必须这样做呀!不这样做，天子就没有尊严，国家就不得安宁。”那么这个情节表现了什么，表现了晁错的忠心耿耿，晁错是一个既忠心耿耿，又深谋远虑的人。按说这实在是国家的一个栋梁。但是晁错的忠心耿耿和他的深谋远虑都有一点问题，什么问题呢？他是为国深谋远虑，为自己一点都不深谋远虑，所以《汉书》对他的评价是：“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而自己要倒霉了，他都不知道。这样的人，按照我们一般来说的道德标准，这是一个大好人啊，大公无私，一心为公，一往无前，奋不顾身，这不是很好吗？怎么不好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能为自己考虑的人，他往往也不能为别人考虑，不懂得民情的人，不懂得那些人之常情的人，也往往不懂国情。国家是什么？国家是具体的人民构成的，人民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你不了解人，你就不能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你就是要了解人性、人情，包括人之常情，你不能够没有人之常情，一个不把自己生命放在眼里的人，往往也不把别人的生命放在眼里，一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的人，也不会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你既然不能把别人的生命当回事儿的话，你怎么为民众谋福利呢？一个连自己都保卫不了的人，你能够保卫国家吗？所以对于这样一种奋不顾身，我们要一分为二地来看，承认他道德上高尚的一面，也看到他缺陷的一面。

忠心不二
　　忠心耿耿又有什么问题呢？忠心耿耿的人往往会有这么一个问题，我既然是一心为公的，谁反对我，就是一心为私，我既然是忠臣，谁反对我，那就肯定是奸臣，他就会以自己来划线了，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了。而一个人不能够听取别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兼听则明嘛。那么你要兼听的话，你就不能说我是一心为公的，你们是一心为私的。晁错就是这样，这是不是有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他那个一往无前，一往无前我们以前也认为是一个很高尚的品德，当然我们某些时候是需要一往无前，需要奋不顾身的，也需要执着，需要认死理，但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什么情况，比方说你做学问，执着是好的，为什么呢？追求真理，一个学者，一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一定要认死理，我认准了这个，我就这条道走到黑了，我不碰到南墙，我绝不回头，也许就在我探索过程中，我还没有碰到南墙的时候就找到真理了。但是政治家不行，政治家必须是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该坚持的时候坚持，该妥协的时候妥协，该让步的时候让步，该迂回的时候迂回。而且政治家要考虑的问题，一件事情不仅仅是该不该做，而且还要考虑能不能做，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这是一个政治家所需要的素质，他得看三步。而晁错是执着，坚持，认死理，只看一步，削藩就是对的，就是要做，能不能做，他不考虑，现在就做还是将来再做也不考虑。
　　而汉文帝是考虑的，所以他一再向汉文帝上书，汉文帝不采纳，后来晁错给汉文帝上书的时候写了这样一句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就是说我是一个很狂妄的人，我说了一些狂话，请英明的皇上来做出决策。汉文帝批示是什么呢？汉文帝批示说：“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就是一个国家最糟糕的是什么？是提意见的人其实并不狂，但是做决策的人他糊涂，这就糟糕了。所以汉文帝是政治家，他是清楚的，他很清楚建议归建议，决策归决策，建议没有狂不狂的问题，什么建议你都可以提，但是决策有英明不英明的问题，决策不能不英明，这个道理文帝懂，景帝不懂，景帝不懂的结果是什么呢？采纳晁错的削藩策，而且让晁错自己来主持这项工作，这一下子麻烦就大了。

在圣明的君王统治下，百姓不挨饿受冻，这并非是因为君王能亲自种粮食给他们吃，织布匹给他们穿，而是由于他能给人民开辟财源。所以尽管唐尧、夏禹之时有过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有过七年的旱灾，但国内没有被遗弃和瘦得不成样子的人，这是因为贮藏积蓄的东西多，事先早已作好了准备。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汤、禹之时，又没有连年的水旱灾害，但积蓄却不如汤、禹之时，这是什么道理呢？原因在于土地还有潜力，百姓还有余力，能长谷物的土地还没全部开垦，山林湖沼的资源尚未完全开发，游手好闲之徒还没全都回乡务农。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夫中的五口之家，家里可以参加劳作的不少于二人，能够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成，不超过百石。他们春天耕地，夏天耘田，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还得砍木柴，修理官府的房舍，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寒冻，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休息；在私人方面，又要交际往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孤老，养育幼儿，一切费用都要从农业收入中开支。农民如此辛苦，还要遭受水旱灾害，官府又要急征暴敛，随时摊派，早晨发命令，晚上就要交纳。交赋税的时候，有粮食的人，半价贱卖后完税；没有粮食的人，只好以加倍的利息借债纳税；于是就出现了卖田地房屋、卖妻子儿女来还债的事情。而那些商人们，大的囤积货物，获取加倍的利息；小的开设店铺，贩卖货物，用特殊手段获取利益。他们每日都去集市游逛，趁政府急需货物的机会，所卖物品的价格就成倍抬高。所以商人家中男的不必耕地耘田，女的不用养蚕织布，穿的必定是华美的衣服，吃的必定是上等米和肉；没有农夫的劳苦，却占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依仗自己富厚的钱财，与王侯接交，势力超过官吏，凭借资产相互倾轧；他们遨游各地，车乘络绎不绝，乘着坚固的车，赶着壮实的马，脚穿丝鞋，身披绸衣。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土地，农民流亡在外的原因。当今虽然法律轻视商人，而商人实际上已经富贵了；法律尊重农民，而农民事实上却已贫贱了。所以一般俗人所看重的，正是君主所轻贱的；一般官吏所鄙视的，正是法律所尊重的。上下相反，好恶颠倒，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国家富裕，法令实施，那是不可能的。

当今的迫切任务，没有比使人民务农更为重要的了。而要想使百姓从事农业，关键在于抬高粮价；抬高粮价的办法，在于让百姓拿粮食来求赏或免罚。现在应该号召天下百姓交粮给政府，纳粮的可以封爵，或赎罪；这样，富人就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就可以得到钱财，粮食就不会囤积而得到流通。那些能交纳粮食得到爵位的，都是富有产业的人。从富有的人那里得到货物来供政府用，那么贫苦百姓所担负的赋税就可以减轻，这就叫做拿富有的去补不足的，法令一颁布百姓就能够得益。依顺百姓心愿，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需要的东西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从事农业生产。按现行法令，民间能输送一匹战马的，就可以免去三个人的兵役。战马是国家战备所用，所以可以使人免除兵役。神农氏曾教导说：“有七八丈高的石砌城墙，有百步之宽贮满沸水的护城河，上百万全副武装的兵士，然而没有粮食，那是守不住的。”这样看来，粮食是君王最需要的资财，是国家最根本的政务。现在让百姓交粮买爵，封到五大夫以上，才免除一个人的兵役，这与一匹战马的功用相比差得太远了。赐封爵位，是皇上专有的权力，只要一开口，就可以无穷无尽地封给别人；粮食，是百姓种出来的，生长在土地中而不会缺乏。能够封爵与赎罪，是人们十分向往的。假如叫天下百姓都献纳粮食，用于边塞，以此换取爵位或赎罪，那么不用三年，边地粮食必定会多起来。

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 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注释

（1）食（sì）之：给他们吃。 “食”作动词用。

（2）衣（yì）之：给他们穿。 “衣”作动词用。

（3）道：途径。

（4）捐瘠（jí）：被遗弃和瘦弱的人。 捐，抛弃； 瘠，瘦。

（5）不避：不让，不次于。

（6）地著（zhù）：定居一地。《汉书·食货志》：“理民之道，地著为本。”颜师古注：“地著，谓安土也。”

（7）廪（lǐn）：米仓。

（8）牧：养，引申为统治、管理。

（9）石：重量单位。汉制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10）弗胜：不能胜任，指拿不动。

（11）长（zhǎng）：养育。

（12）政：同“征”。虐：清代王念孙认为当作“赋”。

（13）改：王念孙认为原本作“得”。

（14）倍称（chèn）之息：加倍的利息。 称，相等，相当。

（15）贾（gǔ）：商人。

（16）奇赢：以特殊的手段获得更大的利润。

（17）阡陌（qiān mò）之得：指田地的收获。 阡陌，田间小路，此代田地。

（18）乘坚策肥：乘坚车，策肥马。 策，用鞭子赶马。

（19）履丝曳（yè）缟（gǎo）：脚穿丝鞋，身披绸衣。 曳，拖着。缟，一种精致洁白的丝织品。

（20）乖迕（wǔ）：相违背。

（21）县官：汉代对官府的通称。

（22）拜爵：封爵位。

（23）渫（xiè）：散出。

（24）损：减。

（25）车骑马：指战马。

（26）大用：最需要的东西。

（27）五大夫：汉代的一种爵位，在侯以下二十级中属第九级。凡纳粟四千石，即可封赐。

（28）擅：专有。

《论贵粟疏》晁错 古诗赏析

全文通过正反两方面的连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作者在说明问题时运用古今对比，农夫与富商大贾的对比，法令与实际情况的对比，使他的主张得到更鲜明的表现，让统治者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其中特别是对农民现实生活的贫困穷苦的描写，揭露性很强。

所谓“谷贱伤农”，意思就是说，粮食太便宜了，就会挫伤农民种粮食的积极性，导致产量减少，这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有很大影响的。因为我国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都很重视农业的发展问题。晁错认为蓄积多，则民心稳，统治稳固；而要增加蓄积，必须想办法使农民尽心于农业生产。但现状是农民忙活了一年，到头来却只有很少的收益，为了应付各种赋敛，有的甚至“卖田宅，鬻子孙”；而商人无农民之劳，却能“衣必文采，食必粱肉”。这种差距不可能使农民安心于农业，作者由此提出“欲民务农，在于贵粟”的观点。他的观点对于扭转“谷贱伤农”的状况是有好处的，对现代社会解决“三农”（指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也是有借鉴意义的，但他尊崇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对待商业和商人也有一些偏颇和不公正之处，读者阅读时要注意。

《论贵粟疏》晁错 古诗创作背景

西汉建国初期，汉高祖刘邦由于采取了罢兵归家、抑制商人、轻徭薄赋等一系列措施，使秦朝末年因连年战争而遭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逐渐得以恢复。汉文帝即位后继续奉行“与民休息”的政策，重视农桑，促进了农业的繁荣和商业的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因商业发展而导致谷贱伤农，大地主、大商人对农民兼并侵夺加剧，大批农民流离失所，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社会现象。针对这一问题，晁错上了这篇奏疏，全面论述了“贵粟”（重视粮食）的重要性，提出重农抑商、入粟于官、拜爵除罪等一系列主张，这对当时发展生产和巩固国防，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论贵粟疏》晁错 翻译、赏析和诗意

圣明的君主在上，而百姓不挨饿受冻的人，不能耕而食的，织而衣的了，为开辟财源的做法。

尧、禹有九年的水灾，汤有七年的大旱，而国亡捐瘦的，以积蓄多，准备先工具。

现在全国统一，土地人口之多，不亚于商汤、夏禹，加上没有几年的水旱灾害，而积蓄赶不上的，为什么呢？地有潜力，人民这样做了还有时间和精力，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完全开垦，山泽的好处还没有完全出来了，游食的百姓还没有全部归农的。

百姓贫穷，奸邪就生。

贫困生在不足，不足以产生于不农，不努力就不地著，不地著就轻易离开家乡，人如兽。

虽然有高高的城墙深池，严法重刑，还是不能禁止的。

人在寒冷的衣服，不要求轻暖；在饥饿的食物，不等待美味；饥寒交迫，不顾廉耻。

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就饿再次，一年不做衣服就会寒冷。

肚子饥饿不能吃，皮肤寒不得衣，虽然母亲不能保证他的儿子，你怎么能因为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赋税，广蓄积，来充实仓库，防备水旱，所以人们可能就有了。

百姓的，在上如何管理的，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四方没有选择了。

那珠玉金银，饿了不能吃，寒不可穿，然而，多贵的，以上采用的缘故。

这些东西轻小，容易收藏，在把握，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饿。

这使臣子轻易背叛君主，而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盗贼有什么建议，逃亡者得到轻资本。粟米布帛生在地，在时长，聚集在力量，不是一天可以完成的。

几石重，中人不住，不为奸邪的利益；一天得不到而饥寒到。

因此英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现在农民五口之家，那些服役的人不下两个人，他能耕种的土地不超过百亩，百亩的收集不超过一百石。

春耕，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季收藏，砍木柴，治理官府，服劳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够避署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躲避寒冷冰冻，四时之间，没有一天休息。

又私自送往迎来，吊唁死者，看望病人，抚养幼在其中。

劳苦如此，还遭受水旱灾害，急政残暴，赋税不及时，朝廷命令，晚上改。

应当具有的半价而卖，没有人取一倍的利息；在这里有卖田宅、卖子孙来还债的人了。

而商人大的储存倍息，小的坐在贩卖，操那些奇赢，一天游览城市，车上的紧急，所卖一定倍。

所以那男子不耕种，女人不养蚕织布，衣服一定要文采，吃饭一定要吃米饭和肉；没有农民的痛苦，有非常丰厚的利润。

利用他的财富，交通王侯，势力超过官吏，以利相互倾轧；千里遨游，络绎不绝，乘坚策肥，鞋子拖着白色丝。

这商人兼并农民，农民流亡的原因。

现在法律轻视商人，商人已经富贵了；尊重农民，农夫已贫贱了。

所以一般人所尊贵的，主所鄙视的原因；官吏所鄙视，法律所尊重的。

上下相反，好恶颠倒，而要想使国家富裕法立，不可能的啊。

现在的事情，不如让百姓从事农业就行了。

想百姓务农，在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道路，在让人民以粮食为赏罚。

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能得到爵位，可以用除罪。

这样，富人有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也分散。

能够进入粮食得到爵位，都有我的原因。

取决于有多，以供上使用，那么贫苦百姓的赋税就可以减少，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得利的了。

顺应了民心，所补充的三：一是主用脚，二是百姓的赋税减少，三是鼓励农业。

现在让百姓有一匹战马的，又死三人。

车骑的，天下武措施，所以当又去世。

神农教导说：“有七八丈，汤池百步，百万大军，而没有粮食，守不住的。

”由此看来，粮食的人，王的大用，国家的根本任务。

下令百姓交纳粮食得到爵位，到五大夫以上，于是又一人罢了，这与骑马的功效相差太远了。

爵位的人，上的专有，出口而无穷；粮食的人，百姓所种，生长于土地而不缺。

能够封爵与赎罪，人们十分喜爱的。

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以接受爵位、免除罪，不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了。

陛下驾临使天下进入粮食去边塞，以授爵，非常大的恩惠呀。

私下担心边境士兵的粮食不够吃大谍天下粮食。

边吃足够使用五年，可以让人粟郡县了；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当时赦免，不要把农民租。

这样，德泽加于百姓，民俞勤劳的农民。

时有军队服役，如果遇上水旱灾害，人民不困乏，天下安宁；一年谁将美，人民大富足快乐了。

注：以上翻译来自百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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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千古名句

资料参考：论贵粟疏（两汉 晁错）